山  岗 上 的 烛 光

                           ——特殊需要人的天堂（1）

                              吴  蓓

什么是康复村（Camphill Community）？它是由普通人和一群有心智障碍的人一起工作和学习的社区或共同体。它的理念来自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 1861年—1925年）创立的人智学(Anthroposophy)，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康复村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最广泛的社区运动之一，目前已在20多个国家建立了上百个康复村，遍及非洲、亚洲、欧洲、北美。

斯坦纳是位出生于奥地利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他用科学方法深入研究人的灵性，创立了人智学。人智学研究人的智慧、人类以及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斯坦纳对人的意识发展做了深入研究，从而得出关于人的身、心、灵发展的独特认识，奠定了华德福教育的理论基础，也奠定了人智学指导下的治疗教育（Curative Education）基础。

               “有时我希望是一条鱼”

2001年我在英国爱默生留学期间，第一次听说康复村。当时我们上完强化英语课，到正式开学还有3周的时间。在学校一位老师的推荐下，我和2位日本同学去了豪斯里（Hoathly Hill）康复村。细雨迷漫中，置身豪斯里就像梦中一般，无法言说的美丽，我被这里的自然环境吸引了，无论一天干几小时，做些什么样的事，我都愿意在这做志愿者。

豪斯里有10名心智障碍成人，以我过去的眼光，很难和这些人打交道，但我看到玛丽（Paul Mary）老师和其他人对待他们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我感到困惑。从理论上我能接收他们和正常人一样有人格尊严，但真要靠近他们，与他们一起生活、工作，心理上还是有距离，他们的模样让我不舒服。

莎拉老师是位漂亮的老妇人，每天上午她带领一位特殊需要者负责做午餐. 下午她给特殊需要人上课，她让7人做7种不同的手工劳动，她成了最忙的人，每人需要的指导不一样，我看到她耐心地为一位特殊需要人讲解，但这人没有任何反应，莎拉却不烦恼、不着急，耐心地做示范给她看。

我和特殊需要人一起做手工。兰斯用刀括掉木条上面的柏油，这些木条都是拣回的垃圾，清洁后可以做成日常生活用具。

朱丽叶48岁，她做铜耳环，她说如果有人看上她做的耳环，她就用银子再做一个卖给别人。为了向我说明装饰的意义，她还找来一本关于非洲人身上装饰的书。她认为凯尔特人脖子上的项链，可能是免于砍头用的。

詹姆是位26岁的男青年，初看上去真不像是特殊需要的人，有时他不愿去厨房帮忙，老师让他打磨五角星的边缘，他常坐在那里发呆。他喝可乐上瘾。

马可29岁，他说话别人根本听不懂，喜欢自言自语，高兴时他还能哼出一首歌的调子！

凯瑞琳 28岁，她给我看她设计并制做的银耳环和项链，上面写着售价8.5英镑。她和4位特殊需要人住宿舍，每天出租车接送。她说话细声细语，基本能够听懂。

最年长的莎茹59岁了。口齿不清，做事认真，她的生活费基本上由她的父母留给她，她的身上散发出一股尿臊味。

另一位琳达姑娘特地为我带来了她的影集，从刚出生被父母抱在怀里，到她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姑娘，一点看不出任何异常，是什么原因，使她的生命突然改变，成为内向、孤僻、发呆、肥胖的特殊需要者？

保罗算是说话较清楚的人，32岁，他能背诵圣方济各的《和平祈祷辞》，比较外向，说话声音大，他做的手链是一个个小圆圈串在一起，我惊讶为什么每个小圆都很圆，他说他再做一个给我看。我问他来此多久了，他不知道。老师很耐心的启发保罗，问他：“1997年5月来豪斯里，至今是多长时间？”借助手指，1998、1999、2000、2001年5月是4年,再加上5月到现在的9月共4个月,在老师帮助下,保罗终于算出来是4年4个月。这些特殊需要者的智力有的连6岁儿童都不如，有一人去年才来的，问他，他说忘了。

最年轻的兰斯不时地对我微笑，他几乎不能说也不能写，可他的微笑让我陶醉，我无法拒绝他的微笑，就像爱上弟弟一样爱上他。他仍和父母住在一起。

一天上午来了两位新人，他们不仅大脑有问题，行为举止也十分异常，一人不停地点头，另一人两手紧握胸前，不停地摆动，好像很紧张，他们的长相也因病显得怪异，做晨祷时，每次最后一句话大家都要手拉手，我害怕和这样的人握手，他们令我发杵，我特地站在其他人旁边，避免和他们接触。

但其他人不像我这样，莎拉老师很热情地和他们说话，握手、拍肩，就像和正常人一样。

晚上，我和日本同学说起这种感受，她俩说克服这种障碍是我的家庭作业。深雪（Miyuki）曾在日本医院用音乐帮助治疗精神病患者，她弹完钢琴后，有的病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动，只能泪流满面不停地哭，她能感觉到精神病人的感情，她觉得可以和任何一类的特殊需要人握手。

下班后，朱丽叶告诉我，原来她有自闭症，不能正常地学习，她比同龄孩子落后，她不能正常工作，到某处去，她常迷失方向，记不住走过的路，还有她不能正常渲泄感情，积累到一定程度，会突然发作，失去控制，甚至还有暴力行为。自从她来到这里，她和其他人的关系渐渐改进。从培训课上，她学到许多东西，很少失去控制了。她说她喜欢读书，做手工。

朱丽叶非常乐于教我们英语，下午喝茶时我说：“我觉得你很适合给孩子讲故事，也许有一天你可以到幼儿园讲故事。”

“原来我口齿不清，讲得太快，别人都听不懂，后来通过学习训练，我才改变。”

朱丽叶还能写诗！“有时我希望是一条鱼！整天呆在池塘里。”诗的韵律和含义真让我吃惊。可就是她，工作时不能和她交谈，以免她一走神，忘了正在做的事。

下午4点，那些特殊需要者在停车场等班车，我看到他们追逐打闹，像孩子一样开心，他们和我们正常人一样，有快乐和欢笑，只是某些方面的不足，被排除到正常社会之外。看到他们嬉戏，我不能不感动。

爱默生学校的老师麦克尔在美国住了21年，他认为食品中的化学成份是导致心智疾病的一个可能原因，化学品不仅污染食物，还污染空气、水，他说美国人是吃化学食品全世界最多的人，大街上到处是垃圾食品店。虽然有人呼吁，但麦当劳等大公司拥有足够的金钱推销他们的食品。

当我意识到眼前的这些特殊需要人，可能正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是高技术发展的牺牲品，我的心中涌起对他们的同情。

特殊需要人的孩子气，使我感到他们活得比我们轻松、快乐。麦克尔告诉我，他们对别人的态度很敏感，谁友善，谁敌视他们，他们非常清楚，尤其是唐氏综合征的人，他们内心的感受十分强烈。鲁道夫斯坦纳认为特殊需要人仅是一层面纱，我们帮助他们，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麦克尔提到兰斯，说他有个不平凡的灵魂，每次上课，他悟性最好，来世必定是位不寻常的人物。

就我的理解，康复村的含义至少有八个方面：一、帮助、治疗特殊需要人；二、减轻特殊需要人的家庭负担；三、为特殊需要人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四、自己生产、自己消费，有利环境。五、社区提供丰富的人际交往；六、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七、爱的温暖和希望。八、从疯狂的经济增长中摆脱出来。

有天我和特殊需要人一起上音乐课，老师先是每人发一件乐器，给我的是锣，然后按老师的提示，敲出“一、二、三”的节拍，开始我很紧张，在音乐方面，我是弱智，后来跟着模仿，老师又很和善，我能打出“一、二、三”的节拍了。第二次发给我半个葫芦瓢练习打节拍。每项内容时间很短，如唱歌，只唱一遍，共唱了3首歌。最后是老师自弹自唱，他的声音配上乐器天衣无缝。唱的歌词仅一句“有人正在呼唤我。”

金钱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现代社会的不幸和无奈。我愿意帮助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这也是在向强权挑战，强权不仅是政治权力，还有经济权力，科技滥用的权力。虽然个体微不足道，但毕竟可以提醒人们，一些人获利的同时，另一些人成了殉葬品。他们被排挤出“正常”社会之外。

三周的时间到了，我感到特殊需要的人非常善良，你善待他们，他们善待你。离开的那天下午，我累得不想除草，保罗和我干了一天，我对他说：“我太累了，想休息。”他说：“你不能休息，没到时间”。他不是不体谅我，而是他做事认真，几点开始到几点结束，不提前也不推迟。在正常人眼里他是“傻子”，但对待工作的这种“傻”，难能可贵。

我还想找借口不干活时，朱丽叶来了，她要在我走之前，为我泡一杯茶，请我品尝甜点。才短短的三周我已经爱上这些特殊需要的人了。回到爱默生学校后，好像还能听到朱丽叶在喊我：“蓓！蓓！”。

在爱默生学院的第一年学习快结束了，第二年何去何从？我想到康复村做义工，边干边继续学习华德福教育。学院的汤姆生（John Thomson）老师知道后对我说：“在康复村工作，几乎是24小时一天。半夜里特殊需要人有时会大喊大叫大哭，需要你立即去帮忙。你不可能再有精力学习了。” 我放弃了去康复村的想法。

   2003年回国后，我忙于翻译、办幼儿园、办工作坊、做夏令营等。曾经萌生的帮助特殊需要人的想法，抛到了九霄云外。2010年我的女儿大学毕业，她申请去英国的芒特康复村（The Mount Camphill Community）做志愿者。2012年5月我去英国看望女儿的时候，住在芒特康复村，趁机也拜访了苏格兰阿伯丁康复村学校（Camphill school Aberdeen）和拉斯金磨坊学院（Ruskin Mill college）。

  芒特康复村的主楼         来自网上

                         在芒特康复村听课

 绝大部分康复村里居住的是成年特殊需要人，从18岁直到终生。像芒特这样的学院式的康复村，全英国只有3家。他们学制四年，招收16至22岁的青年人。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称呼这些特殊需要人为学生。刚开始我听女儿说学生如何如何，我诧异你们哪来的学生？我总以为学生就是像高中生、大学生那样的正常人，他们是特殊需要人，怎么会是学生？慢慢的我理解了。

 我旁听了他们的课。有些课是提前安排我去听的，有的课是我自己想去听的，临时征求老师的意见。老师们很开放，欢迎我去。我有点担心的是特殊需要学生是否愿意我坐在教室里？我知道很多普通人都不愿意外人来听课。每次进教室，我心里有些惶恐。有次我匆匆赶到教室，班上已经有学生了，他们对我说：“抱歉，蓓！老师有事情不来了，很抱歉。”他们说得那么真诚，好像老师不来，是他们的错。这时我才觉得他们甚至比普通人还要开放，他们没有任何戒备防范之心。

园艺课是麦克（Micheal）老师上的，7、8个学生，有2位志愿者陪同。麦克教学生辨认2种蔬菜，绿花菜和羽衣甘蓝。他说除草时，一定要认清杂草和蔬菜的区别。他带我们又去了温室，生菜的秧苗长出来，挤在一起，需要一棵一棵的分开移植，种到育苗的格子里，每个格子里有土，一个格子种进一棵菜秧。讲解后，分成3组劳动，一组负责拨出已经很老的羽衣甘蓝，必须连根拔起，顶部的叶子可以做堆肥，杆和根部需要焚烧，要用铲子把顶部铲断。第二组搬运堆肥。第三组移植生菜秧苗。对于智力正常的人来说，麦克讲一遍就明白怎么做了，对于这些特殊的学生，讲完后，老师示范，再每个人做一遍，老师帮忙纠正，确保每个学生不仅听懂了，还知道怎么做了。

我倒挺喜欢移植菜秧，麦克老师离开后我就埋头干了起来。一位中国的志愿者安琪提醒我，少干一点，你把活干完了，学生没活干了。我恍然大悟，差点把自己当成了学生。我的好心帮忙其实是剥夺了他们学习的机会。

可是即便麦克那么详尽的讲解示范指导，那些学生还是一眨眼就忘记，有的人甚至根本没听进去。一位叫卡洛的学生，不停地假装打电话，咕咕哝哝地说个没完，安琪把他带过来，他心不在焉，安琪手把手带他做了几分钟，一不留神他就走了，又到一旁“打电话”。还有一个学生约翰，稍好一些，他不能完成整个步骤，我就把菜秧拔出来，一棵一棵递给他，他把菜秧塞进育苗架的小土坑里，再把土盖上。麦克老师要求把菜秧种进土里后，要用土填实，如果留有空气泡的话，根就吸不到水分了。最后一步我再把每颗菜秧附近的土压实。

    芒特康复村的学生收获胡萝卜

    园艺老师麦克指导学生干活
 

 体育课是迦若（Jario）老师上的，八个学生，一个志愿者。下午2点上课，好几个学生迟到。后来得知，学生能够来上课已经很不错了。志愿者的任务之一是动员、鼓励学生来上课，如果个别学生实在不肯来，志愿者就得整节课陪同。

迦若老师让每个学生自报能够在体育馆里跑几圈，然后说话算数，一定要完成自己的承诺。老师也让我参与其中，我心里没谱，说能跑五圈，有的学生说：“3圈”“6圈”，也有的说：“10圈！”“15圈！”最多能跑15圈的是莎拉，她还去过上海参加残疾人的游泳比赛。大家跑的时候，还得注意跑在线外，有的人跑着跑着就绕小圈，那可不行。老师让先跑完的人站在四个角上，以便学生明确跑在线外才算数。

跑完后，大家坐下来。这节课迦若老师教学生练习打曲棍球，他拿着一个曲棍球和篮球，问哪个是曲棍球？曲棍球像手掌那么大，形状是扁的，两者的区别那么明显，还用问吗？当然！这些学生的智商也就在小学低年级阶段，甚至有的人还停留在幼儿阶段。迦若问：“我这样握曲棍球杆，对不对？应该怎么握？有谁愿意来示范？”莎拉站出来示范，她做的很正确。“打球的时候，我这样的站姿对吗？不对的话，应该怎么站？哪条腿在前面？”复习巩固基本动作后，他们先分2人一组练习，你打给我，我打给你。通常两个人中，一个智障程度轻，一个智障程度重。最后是分两队打对抗赛，一些学生兴奋得又喊又叫，虽然动作笨拙，击球率很低，但热情无比高涨。打完球，有些学生已经汗流浃背，不是运动量太大，而是过于激动。

 我还听了一节宗教课。老师竟然就是园艺老师麦克。先是复述上节课的故事，一个人在路上走，2个坏人躲在树林里，抢走他的东西，还把他打昏在地。有两位路人看见，漠不关心。第三位路人把他扶起来，让他骑上自己的驴子，送他去了一家旅店，帮他付了住宿费，请旅店主人好好照顾他。只有莎拉能够完整的讲述出来。麦克请学生来扮演故事里的人物，再把故事演一遍。然后引导学生讨论：“别人善待你，你是否愿意善待别人？”“你相信每个人都愿意友好相处吗？”学生怎么回答的我没有听清楚。

 有个学生中途离开，志愿者跟出去了。最后麦克讲圣经里的故事。第一个仆人欠国王的钱，国王免了他的债。第二个仆人欠了第一个仆人的钱，他却把第二个仆人关进了监狱。国王知道了很生气，我免了你的债，你为什么不免他人的债？

     芒特康复村学跳华尔兹                安琪摄

                        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对芒特印象最深的是每日的就餐。创办人吉尔（Gill）说，就餐过程也需要有规矩（form），除非像易迪思这样的学生可以例外。易迪思住在我女儿的对门，经常反复唱同一句歌词，有的时候唱得那么大声，清早把别人从梦里吵醒，她却浑然不知，无法跟她讲道理，因为她根本不明白。我从没有看见她上过课。有时还没有吃完饭，她会突然大声唱歌或发出奇怪的声音，或突然离开餐厅。

 每日就餐前，志愿者带领学生摆放碗、碟、调羹、刀、叉、调料品等。时间到了，所有的人坐在座位上，由一位学生或志愿者唱饭前的感恩歌，唱完，大家一起说：“愿我们的食物蒙受祝福。”就餐时很安静，可以小声说话。当有人问我：“需要这个吗？”我说：“不要！”女儿告诉我，这样的回答很粗鲁，要说：“不要，谢谢！”我注意到那些学生都会说：“不要，谢谢！”这方面我不如学生。先吃完饭的人可以把不需要的餐具先放在餐车上，但不能离开餐厅，等所有的人用餐完毕，大家一起说：“谢谢美味的食物。”这时才算用餐结束。

然后，按照事先的值日分配，各就各位。有的人清洁餐桌、有的人扫地，有的人在厨房洗碗、有的人把碗放进洗碗机，有的人把洗碗机洗好的碗用布擦干水分，有的人把擦干的碗碟刀叉等放进橱柜。每种碗、碟都会分类摆放，橱柜的架子上贴有“大碗”、“中碗”、“小碗”的标志。全部工作做完需要大约半小时。   

每次投身于餐厅的劳动时，我都会感觉到这是康复村里最温馨的时光，每个人都是集体中的一员，大家的事情大家一起分担。虽然事情不少，但一切安排得秩序井然，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便分不清蔬菜还是杂草的学生，不知道怎么握住球杆的学生，不能复述故事的学生，这时他们都能参与其中，只需反复做单一的动作。

但这些学生不是一来芒特康复村就能做好这一切，学生刚来时，连擦桌子都不会，志愿者要手把手教他们。

晚餐收拾完毕，要把早餐的餐桌布置出来。餐桌上每个位置要摆上一个小碟子、一个小碗、一把刀、一把调羹和一把叉子。我把刀放在碟子的左边，调羹放在了右边，错！刀要放在碟子的右边，调羹放在碟子的上面，叉子要放在碟子的左边。这样摆放的秩序性，其实也在训练学生思维的秩序感。

芒特康复村餐厅之一          张筱叶摄
  芒特康复村的早餐布置                      张筱叶摄

每天早餐是8点开饭，有一天我不到7点来到餐厅，正好看到一位值日的学生在准备早餐的面包。他一定是念念不忘他的值日，提前来做准备了。

西方人早餐很简单，志愿者带着学生准备面包、奶油、果酱、茶水等，不需要烹饪。午餐有专门请来的厨师负责，晚餐是一位志愿者带着一位学生准备。我的女儿在家里从来没有独自做过饺子，到了芒特康复村，她一人带着学生做了30人吃的饺子。我暗自吃惊，芒特康复村真能锻炼人，难怪女儿说：“我学会怎么做妈妈了。”

教学不是仅仅在课堂上，学习生活自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也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在教室里我看到一张任务分配表，我用A、B、C、——代表不同的人名。A-把椅子放在桌子上。B-擦桌子。C-扫地。D-拖地。E-浇花。F-擦黑板。每个人任务明确，只需完成一件事情。

我问了已经做了四年志愿者的巴西人塔提亚娜（Tatiana）、第二年志愿者巴西大学生马克斯（Marcos）、肯尼亚来的塔由（Tayo），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继续做下去？他们的回答几乎都一样：“喜欢这群学生，喜欢这里的社区生活。”

已经70多岁的创办人吉尔说：“特殊需要人没有任何隐藏的东西在面具后面。”他们笑是因为开心，他们哭是因为伤心。他们不会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装腔作势、言行不一、口是心非。 

                      接纳、理解和宽容

虽然这些学生有单纯、可爱的一面，也有非常令人苦恼的一面。中国志愿者曾子珂在日记里写道：“一位巴西男孩，他告诉我有一回吃饭的时候，他身边坐的学生说话，口水溅出来喷到他的汤里，他沉默纠结，还是喝下去了，因为大家都坐一起吃饭，他不好意思浪费。”曾子珂也遇到类似情况，身旁的珊妮打喷嚏，把口水溅到她的饭碗里，她吃还是不吃？
     和子珂住在同一栋楼里的珊妮，大便不能自控。子珂的任务之一是每天早上清洁厕所。有一天珊妮用完厕所，子珂进去打扫，真是臭气熏天，马桶圈和墙上都涂有她的“杰作”。每位志愿者要练就一身不怕苦不怕累的功夫，还要修炼得不怕臭不怕脏！

 另一位中国志愿者张筱叶在开始的时候，负责带一位女生做清洁，衣服脏了不愿意放到洗衣篮子里，她觉得一旦放进去，衣服就回不来了。筱叶就跟她解释，衣服肯定会回来的，她怎么也不相信，说多了就急得哭。

然而让志愿者能够坚持下去，甚至一呆就是几年的力量之一，是看到了学生的变化。从手把手擦桌子，搀着手过马路，到他们能够生活基本自理，短短的时间里，志愿者们看到自己的付出得到的回报，他们有了一种成就感。比如开学仅仅三周的时间，珊妮不再把厕所弄得又臭又脏。一位学生的家长欣喜地告诉他们：“我的孩子，行为改善了百分之七十！”

 作为志愿者，不怕苦和累，不怕脏和臭，还要加一条，不怕被打。不知道何时，什么原因，学生会突然打志愿者。有一次张筱叶被一位有暴力倾向的男学生用木棍打到眼眶周围，她哭了很久也难过了很久，最后她还是接纳了这个学生。她说经历这样的事情，在挑战人的底线，看看人的宽容究竟能达到何等程度。我想起基督说：“有人要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马太福音）和特殊需要人一起生活学习，也是在磨练自己的心性。

张筱叶体会到宽容特殊需要人容易，反正这些人比较特殊。对于身边的正常人，却常常难以做到宽容，总觉得他或她和我一样，“凭什么他那样对待我？”张筱叶说，其实每位正常人也都有特殊需要的一面，别人可以做到，他却做不到的一面。

我对此深有体会，女儿和我分享一些自闭症的症状，我觉得自己似乎也有自闭症，比如：说话时不看对方的眼睛，别人说什么都信以为真、听不出别人的话外音、不在乎自己的穿着打扮、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等等。根据美国2009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每110位正常人中就有一位自闭症患者。

两年前，一位热心环保的居士给我发来短信，大概的意思是我要打断某某的腿。我心里一惊，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有些生气，回复他：这样的短信以后别发给我！他回复：好的。万万没有想到2个月后他自杀了。别人告诉我，他曾经患过精神病，那段时间他和某某发生激烈争执。我心里无比惊讶、懊悔，如果我当时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也许他心里会好受些。

我想以后再遇到大发脾气、口出狂言的人，要心生怜悯，也许此刻他很痛苦，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的情绪。他需要的是关心，而不是道德评判。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有病的。

鲁道夫.斯坦纳指出，如果医生想帮助个体恢复健康，他应着眼与全人类的健康，而不仅仅是孤立地看待个体。因为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人类社会组成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有意识，无意识的状态下，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其他的人产生着内在或外在的影响。

换句话说，别人的病，和我们的一举一动，每一刹那产生的念头，都有关联。这让我想起十年前在英国听到的一个故事，在一个古老的部落里，一个人生病了，整个部落的人会彻夜不眠地跳舞、唱歌，为病人驱赶病魔，直到他痊愈。因为部落的人相信，只要有一个人生病，就是整个部落在生病。

       芒特康复村戏剧演出后志愿者和学生的合影        张筱叶摄

                       山岗上的大蜡烛

 苏格兰有12家康复村，位于阿伯丁的康复村，是它的发源地。虽然康复村的思想来源于斯坦纳，但真正付诸实践的是奥地利的儿童心理医生卡尔柯尼克（Karl Konig 1902年——1966年），他医学院毕业后，读到斯坦纳的著作深深被吸引。1927年他参加深冬花园的庆典，目睹几位特殊需要儿童手中捧着点燃的蜡烛，沿着绿色的松枝围出来的螺旋缓慢步行，他事后写道：“这一刻我做出了决定——把自己奉献给照顾和教育这样的孩子，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建立一个顶上点燃大蜡烛的山岗，以便特殊需要的孩子可以找到这希望的烽火台，然后去点燃他们自己的蜡烛。每束火焰都会放射光芒。”终其一生，他践行了对自己是承诺。

当年在奥地利，柯尼克在行医的同时，坚持举办人智学读书会，在他的身边聚集着一群年轻人，日后成为他终生的朋友和同伴。由于纳粹势力在奥地利的扩张，他是犹太人，1938年他被迫逃难到了英国。

21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是孤单单的！我有勇气开始新的生活吗？-----欧洲到处充斥着空洞、浮华的荣耀，它正在变成战场。难道我们不能把真正欧洲的尊严摄取一小部分，让它变成一粒种子，---保留一部分它的博爱、它的内在自由，它对和平的渴望、它的尊严。——让我们不要停留在嘴上，而是行动起来。去服务，而不是去统治，去帮助而不是强制，去爱而不是伤害，这将是我们的使命。”

柯尼克是康复村的奠基人、灵魂人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复村诞生的时代背景，康复村不仅仅服务于特殊需要人群，他们还想提供另一种社会尝试，在我看来，犹如乌托邦的试验。在康复村里，如柯尼克期待的，一直努力保留着欧洲最美好的价值观——博爱、自由、平等。

1940年6月1日柯尼克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在阿伯丁迎来了12位特殊需要的孩子，标志着康复村的诞生。

         和学生们手拉手                         来自网上

     （未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