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需要人的天堂（2）-吴蓓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山岗上的烛光

——特殊需要人的天堂（2）

吴蓓

一粒芥菜种子

我经过一个晚上的长途汽车终于到达阿伯丁，迈克来车站接我，他是德国人，已经在康复村工作30年了。我去的地方是康复村学校（Camphill School Aberdeen），招收1至24岁的特殊需要孩子和年轻人。周围的环境，风景如画，让我住一辈子我都愿意。康复村安排我住在卡琳（Kahren）老师的家里。卡琳20多岁就来到康复村，现在她已经60多岁了。当我来到特殊需要人的单元楼，和他们一起进餐，我才吃惊地发现，这里的孩子智障程度比起芒特康复村严重得多。有的孩子全身瘫痪，坐在轮椅上，还需要用皮带系着，免得她的身体滑下来，她不会说话，吃饭需要一口一口喂，脖子上有个围兜，边吃饭菜边往下掉。卡琳告诉我，还有一个孩子既是聋哑又患上自闭症。这里招收的通常是有综合症的特殊需要学生，不是单一的自闭症或唐氏症。

我问自己，这样的工作我能承受吗？喂饭、洗澡、换尿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看不到学生任何的改善，也许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我可以做，但几年呢？几十年呢？我做不到，真的是做不到。照顾一个婴儿，也需要喂饭、洗澡、换尿布，但我能看到婴儿的成长，他和我的交流，他的慢慢独立。而面对严重的特殊需要孩子，几乎看不见任何长进！

我问卡琳，你是怎么能够做到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这样的孩子？她说，他们不会说话，就像婴儿不会说话一样，你要把自己调整到他们的状态，相信他们就是婴儿，婴儿也有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照顾她的人会感觉得到。当你和这些特殊需要孩子感同身受时，你就会感觉到他们的心情。我又问，难道你没有绝望的时候？“有！”她告诉我，曾经有位原本健康的初中生遇到一场车祸，造成严重残疾，他的心情特别的低沉，情绪失控，被家人送到这里疗愈。他住了一段时间后离开了。没有多久得知他自杀。我心里难受了好久，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2011年我参观过北京郊区一家自闭症儿童培训中心，非常简陋的住宿环境，有5至16岁的13个孩子，负责人告诉我其中8个是孤儿。开始我以为是父母去世成了孤儿，后来才意识到是父母抛弃了他们。就连亲生父母都不能养育自己的自闭症的孩子，何况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负责人还说，在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外地人，北京人吃不了这份苦。

柯尼克说：“对我们这些斯坦纳的学生而言，无论特殊需要儿童的心智状态如何，他远胜过他外在形象所表现出来的。他的身体、他的情绪、他说的话和没有说的话，他超越于这些之上。他甚至超越于他所取得的成就。他的外在形象只是无限的、永恒的灵性存在的一个外壳。”

张筱叶刚到康复村的时候，感觉很困惑，怎么也没有人培训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自闭症、唐氏综合症、基因缺陷，告诉他们怎么和特殊需要人相处。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她明白了。这是康复村的特别之处，先让你去和他们一起工作、生活，首先认识到他们是人，和我们一样的人，一个个独立的人。然后才是他们患着不同程度的心智疾病。

柯尼克说：“他们中许多人发育迟缓、瘫痪、癫痫、弱智、懒惰、变态、迟钝——但他存在的最深处的核心，不仅是无限的，也是神圣的！”

康复村是为了特殊需要人开办的，如何看待特殊需要人成为康复村的第一个核心价值观。

即便能够做到平等地对待特殊需要人，把他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但作为照顾特殊需要的人员，怎样在繁忙、单调的日常生活中保持永不枯竭的活力？柯尼克提到圣经里的一个故事，一位年轻人得了癫痫病，基督的门徒治不了他的病，基督可以。门徒问基督：“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基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偌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就是对那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马太福音17:20）。

柯尼克说不要从文字上理解这段话，要从精神上理解。它说明人被赋予了创造可能性的力量。如今这种创造的力量逐渐的消失了。齿轮和机器做了所有的“创造性工作”，但没有教学机器可以代替老师，没有机械的方式可以代替人和人的直接接触。

“创造力的芥菜种子”是治疗教育的基础之一。在从事特殊需要教育的人身上，它必须日复一日的更新。他们必须具备“移山倒海”的信念。否则他的工作会变得陈腐、麻木。柯尼克写道：“作为老师和医生，我们只有发挥创造力，才能移动或至少降低身心障碍的‘山脉’，我们才能和特殊需要儿童一起工作。激发这种内在力量要成为教师每日的功课，他必须自我教育，----”

柯尼克继续引用圣经上那个故事，当门徒问基督为什么他们不能把恶鬼赶出来，基督说：“非用祷告和禁食，它们才能出来。”（马可福音9:29）

在柯尼克看来“赶鬼”意味着营造一个与特殊需要儿童相宜的环境，“充满着友好的宁静和宁静的爱。房间里没有噪声、匆忙，没有焦躁、争吵。”“禁食”意味着抵制当代生活带给我们的各种诱惑：电视、广播、饮料、喋喋不休、流言蜚语等等。“这种每日存在的诱惑是特殊需要儿童最大的敌人。”

康复村的每个房间没有电视，音响设备。每个房间、过道、公共卫生间、厨房、洗衣服、工作坊，不仅干净、明亮、整洁，而且精心布置得温馨、美观。

芒特康复村室内一角刘桂芳摄

康复村通常位于宁静的乡村，被大自然围绕着，远离城市的喧嚣、吵杂。有人认为康复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怎么能够适应社会？张筱叶是在北京长大的，她在芒特康复村做了一年的志愿者后，反倒喜欢上了乡村的宁静。她说既然大家都知道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存在问题，为什么还要让特殊需要人生活其中？他们需要电视吗？需要看五颜六色的广告吗？喧闹的环境对他们有好处吗？现代的城市生活已经把许多正常人变得精神不正常，康复村就是要创造另外一种生活环境。况且他们不是完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每到周末，志愿者会带着学生步行半个小时，到附近的小镇上学过马路、学习购物。还带学生去看电影，参观城堡、去逛公园，打保龄球和游泳。偶尔也会带学生去伦敦观看演出。

芒特康复村的学生每周去游泳来自网上

当今我们生活的社会，有着太多的信息、太多的观点、太多的刺激和诱惑，我们脑海里的念头一刻也不能停息。吉尔在给志愿者讲课时说，你们有谁能拿起水壶去浇院子里的花，只是单纯地专注浇花而心无其它？浇花太简单了不占用脑力，你们会想着没办完的事，想着那个讨厌的人等等，而头脑一片空白也不是专注于浇花，因为浇花要求集中注意力在花儿们的身上，比如浇多少水？怎么浇？需要你对花儿们的细心呵护。吉尔认为，无法单纯的完成浇花这件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正慢慢缺失的、活在当下的力量。
而单纯、宁静的环境，朴素、简单的生活有助于我们的心专注于我们的服务对象，专注于我们手中的工作，拥有活在当下的力量。

柯尼克说：“教师的内在教育是康复村的第二个核心。他的恒久忍耐、奉献，他对孩子时时刻刻的照顾，他努力去‘祈祷和禁食’，在他的心里创造出‘一粒芥菜种子’。”

自由、平等、博爱

在康复村里生活的人，分为特殊需要人、工作人员（co-worker）和志愿者。志愿者来自世界各地，康复村提供食宿，每周付给一些零花钱。他们通常是11个月的服务期。少数人愿意留下来继续第二年、第三年的服务，也有个别人受不了这样的工作，不到一年就离开了。在芒特康复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每天早上7点上班，直到晚上9点下班，中间有1个半小时的休息。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但他们的假期很多，我劝女儿放假的时候，把平时积累的体会写下来，不要总是跑出去旅游，她说：“我要不旅游的话，会得精神病的！”我亲身经历康复村的生活后，再也不敢劝她了。

工作人员也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长期住在社区的工作人员，一种是聘请来上课的老师。比如我就遇到德国来的绘画治疗老师，每年来芒特康复村住一个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绘画治疗。

所有住在社区里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工资的，但每周会有零花钱。康复村为员工提供免费的食宿、交通、医疗保险，以及子女免费上华德福学校。社区里有几辆公用的汽车，谁需要用，登记一下即可。康复村的收入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每收一位特殊需要人，政府就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在芒特康复村，吉尔说，他们会在每年的年初做出预算，每个人说出自己这一年的心愿，比如有人想去非洲旅游，有人想参加某个课程培训，或回家探望父母，只要在社区能够收入支出平衡的范围内，尽量会满足个体的需要。我的女儿提出她想住大一点的房间，因为我要去访问她。她如愿以偿，她住的房间可以睡2个人。

柯尼克认为在一个工作的社区里，要为每个人提供私人空间。“他想要一个私人房间，还是为全家要一个大房间，由他自己决定。一个人想要一个工作台，一个人想要图书架，第三个人想要私人学习的时间。在这个社会层面上，应该是自由的，当然不是孤立的自由。每个人要凭良心说话，个人的需求与社区的需求要相互协调。”

我从小被灌输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按需分配。几十年过去了，在社会主义中国，至今还没有听说哪里已经初步实现了。而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康复村这样一个小社区里，却已经实行了70多年。他们为什么从创办之初就开始按需分配？柯尼克写道：“事实上，我们工作人员不拿工资，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我们的社会尝试，为特殊需要人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我们确信，如果我们是雇员，拿一份工资，我们就不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工作了。我们知道付费的工作已经失去它的社会价值。一旦付费，就不再是服务。工资（不是钱）在服务者和被服务者之间制造了障碍。给予和获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有了工资，真正的关系就没有了。付费的服务不是服务，付费的爱不是爱，付费的帮助就不再是帮助了。”

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但有人愿意选择这样生活。工作的时候，只想着为特殊需要人服务，而不是我多干一些可以多拿工资，或者我的学历高、经验丰富就应该多拿一些报酬。付出是真心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收入。摆脱了工资束缚，才能建立人和人的真诚关系。

吉尔告诉我，正是因为按需分配，不发工资，他们才能把政府的拨款节省下来，芒特康复村从最初的2栋建筑，发展到如今的14栋建筑。

有的康复村只有一张信用卡，也有的康复村每位员工一张信用卡，除了年度预算外，如果临时需要一件衣服、一双鞋，一本书，自己拿卡去买。这一方面体现社区对员工的绝对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对个人的考验，你的花费是否真的出自需要而不是贪婪？

没有人可以评判别人的需要是多了，还是少了。每个人的需求不同，有的人有10件衣服很满足，可是有的人需要30件才能满足。一般情况下，会引发彼此的不满，凭什么你要买30件衣服？那我也要30件吧。但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你的兄弟或姐妹，你会有意见吗？我就这样想过，如果我的弟弟、妹妹的需求比我大，我没有怨言。如果把社区里的其他人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内心就会坦然接受每个人的不同需求，不去攀比。

没有工资，按需分配，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

如果有人在康复村工作了几年要离开，康复村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以便这个人能够平稳地度过适应新生活的时间。芒特康复村的木工老师亨利（Henry）说：“有人认为给的资金多了，有人认为给少了，反正来康复村工作前，事先都说好了。” 我在爱默生学院遇到一位康复村来的同学，他工作了4年，康复村为他提供上爱默生学院的费用。

在社区管理层面上康复村力图做到人人平等。任何人有权表达自己的想法，有对社区事务的知情权。柯尼克说：“只有当这些权利得到保障，社区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在社区里，每个人了解其他人的工作，那么工作领域会被每个人的善良意愿感染。每个人有权利说出，他认为这项工作应该如何分配、安排和推进。每个人的声音要被倾听。最后，每位工作人员要有机会去做他认为注定要做的事情。但他不能声称这是他的权利，不容许别人也拥有同样的权利。”

张筱叶在芒特康复村住的是最大的一栋楼，有30个人，其中16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开会的时候，每个人性格都很强，都要说自己想说的话。有点像吵架似的。我觉得重要一点是，你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只是讨论这件事情怎么解决，而不是变成你说这个人怎么样。”每个人的声音都要表达，都要被倾听，开会时间延长了，次数大大增加，但每个人觉得自己被尊重，能参与社区的决策。

即便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甚至自己的意见明明是对的，亨利说：“那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康复村这个团体，而不是个人。个人要学会谦卑。”我想亨利一定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他放下了自己，接受了大家的意见。1978年亨利26岁时到康复村工作，30岁时来到芒特康复村，一住30年，生育了4个孩子，他和妻子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住的房子是他自己亲手建造的。

亨利是个非常独立特行的人，他不参加每周的人智学读书会，也不看人智学的书，不参加每周日早上的集体活动。但社区里的人没有因为他的不同，而疏远他，或者给他压力。他记住斯坦纳说过的话，每个人要找到自己探索的道路。他说他是凭经验和内心的感受去学习，而不是书本。他认为重要的是彼此尊重，他尊重别人的选择，别人也会尊重他的选择。

归纳起来康复村社区的管理机制是：

经济层面的博爱。

合作领域里的平等

尊重私人生活的自由

这正好体现出西方的理想：自由、平等、博爱。柯尼克写道：“在这样一个社区里，特殊需要儿童感到被接纳、有安全感。智障和残障的成人会体验到他的人性。每位工作人员会找到他的生存位置，富有创造力的工作。这样一个社区是康复村的第三个核心价值。”

以上提到的三个核心价值，一是如何看待特殊需要人，二是工作人员如何自我教育，三是社区的经济和管理模式，这是康复村区别于其它的类似学校或机构的特别之处。

康复村面临的挑战

据一份2011年12月的报告显示，我国学龄期的自闭症儿童康复和教育举步维艰，劳动就业和成年托养基本仍是空白。就连各省为精神残疾人开办的福利工厂都不能接受自闭症人士，导致大批自闭症青少年无处可去，“不仅滞留家中难以自立，而且功能倒退、病状加重。”一位23岁自闭症患者的妈妈说：“我们曾多次与有关部门沟通协商，至今也无法给孩子找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她的孩子已经可以生活自理，电脑打字、买菜做饭、做家务。她和丈夫都50多岁了，身体每况愈下，她无时不刻地担忧：“我们去世后，孩子将如何生存下去？”

有时我会想康复村的模式在中国是否可行？首先，我们能否认同以上的三个核心价值观？其次，这样的康复村，即便工作人员不拿工资，按需分配，房屋、交通、办公、食宿等等也需要相当大的开支，他们的伙食全部是有机食品。如果完全靠学费和社会募捐恐怕难以为续。发达国家已经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可以为每个特殊需要人从摇篮至墓地，承担基本的教育和生活费用。但我们能说因为中国不够发达，所以大批自闭症青少年无处可去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否体现在对特殊需要人的关怀上？

让我感到沮丧的是，康复村的美好理想在英国开始衰退。最近几年政府加大了对康复村的监督力度，提出许多要求。比如要求进行8小时工作制，要给员工发工资等等。为了应付政府的要求，我听说有的康复村上报政府的是工资单，而内部仍然坚持按需分配。两年前政府还给芒特康复村派了一名管理人员，监督他们的日常工作。吉尔告诉我，英国看似自由，其实是幻觉。我们仍然要和不合理的制度抗争。

亨利站在他的工作台前，面带笑容的对我说：“如果我的声音能够被政府听到话，我想告诉他们少一些条条框框，这对政府和康复村都有好处。我不知道芒特康复村还能存活多久？也许10年？也许5年？”他说的时候，我的心一直往下沉。他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贡献给了康复村，在他的笑容后面有一种深深的无奈。

阿伯丁的康复村学校，很多年前就已经发展为三个部分，位于临近的三个地方。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位特殊需要学生，目前只有80多人。其中一个原因，政府和其它的机构也开办针对特殊需要人的学校，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减少开支，鼓励轻度的特殊需要孩子去公立学校上学。阿伯丁的康复村学校本来也是一年有好几个假期，这给家长带来许多不便，现在为了适应家长的需求，特殊需要孩子可以全年52周寄宿在康复村里。

除了来自政府的压力外，康复村的机制也面临挑战。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接受按需分配，他们想要工资。越来越多的人不能接受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他们要8小时工作制，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住在社区里，他们要有自己的私人住宅，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学习人智学，----

最关键的是，吉尔说：“人们的理想主义热情消退了，安于现状，追求物质享受，也许几十年，或许上百年，人们会发现追求物质是错误的，反正我看不到这一天了。”吉尔已经70多岁了，1972年她创办芒特康复村，一直工作到如今。我发现无论是芒特康复村还是阿伯丁的康复村，60、70岁的人和年轻的志愿者占大多数。比较而言，30至50岁的中年人很少。我想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西方有风靡一时的嬉皮士运动，他们是对现实不满，又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他们“崇尚纯精神、热爱生命和大自然、与人为善”。十年前我在英国就听说，一些投身于康复村、华德福教育的人就是来自嬉皮士人群，他们觉得在人智学中找到了他们的理想。而这股追求理想的热情，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变成了新一代人对物质享受的热情。

吉尔说，在精神世界里，品质才是最重要的，现实社会追求庞大、高产、高效，这些东西在精神世界里什么也不是。尽管华德福教育和康复村是非主流的，但他们的品质存在着。“我认为华德福学校会一直存在下去。上周政府教育部门考察了麦克荷(Michael Hall)学校，结果对他们的教学非常满意，高度认可。”麦克荷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华德福学校，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

有些康复村已经名存实亡，吉尔坦言，他们已经不遵循康复村的三个核心价值，但仍然自称是康复村，很难制定统一的标准。我听说也有个别的康复村面临解体。

康复村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他们使用人智学的观点和语言，和外面的主流社会难以沟通。是放弃人智学的语言或术语，融入主流社会的大众语言？还是坚持使用人智学的观点，哪怕不被理解？吉尔的意见是决不放弃人智学的观点和术语，官方的、主流的语言需要变革。

我想即便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有一天失败了，但康复村照顾和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特殊需要人和他们的家庭，康复村给予了年轻志愿者一个成长的空间，给予追求理想的人一个家园。也许有一天，康复村的物质载体没有了，但它所激励和散发出来的真诚、善良、美好不会消失，永远也不会。

芒特康复村的一位特殊需要学生基克（Ziggie），每次看到我都会和我主动交流问候，有天在餐桌上我问他：“毕业后你打算去哪里？”他说：“我要去康复村工作。”这正是柯尼克的梦想，“建立一个顶上点燃大蜡烛的高地，以便特殊需要儿童可以找到这希望的烽火台，然后去点燃他们自己的蜡烛。每束火焰都会放射光芒。”

异军突起

2008年7月23日新华网报道，一项研究显示，英国儿童在家和学校很少用手劳作，这可能影响他们的脑部发育。英国正逐渐从一个“拿螺丝起子的社会变成使用软件的社会”。儿童在电脑虚拟世界中花费的时间日益增加，并正取代实际用手参与的玩耍与学习。

这项研究是由拉斯金磨坊教育信托基金(Ruskin Mill Educational Trust)委托展开的。他们自1986年成立以来，创办了3个三年制的学院，招收16至25岁的特殊需要年轻人，一个专科学校，招收7至19岁儿童和青少年，以及一个教育研究部门。这个信托基金的创办人是安利戈登（Aonghus Gordon），他的一家深受鲁道夫斯坦纳、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0—1896）这三个人的影响。安利戈登曾是华德福学校的学生。

鲁道夫斯坦纳前面已经介绍过。拉斯金是19世纪“工艺美术”运动的精神指导者，他认为工业化和劳动分工剥夺了人的创造性，机械化的生产使产品外形丑陋，还会导致诸多的社会问题。他主张“回归自然”“师承自然、忠实于传统材料”。威廉·莫里斯倡导手工艺的回归。“现代社会的矛盾，生活的丑恶，是机械文明和物质文明过度繁荣的必然结果”，要给由于物质文明而荒芜了的人们的心灵以美的东西，艺术的东西。

基于这样的背景，1984年安利戈登成立了拉斯金磨坊中心，以艺术、手工和文化重建为己任。这年，他们迎来一批来自附近特殊需要学校的学生，参与磨坊的修复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一位16岁的学生主动退学来到拉斯金磨坊中心。第二年又有2位特殊需要学生加入。安利发现有着学习困难、身心残障的年轻人，在自然环境中和手艺人一起工作，过着真实的生活，完成有目的的任务，他们的个性、情绪和交往能力，以及健康，都有显著的改善。安利很快创办针对特殊需要人的培训课程，主要包括斯坦纳创立的活力生态农业、来源于工艺美术运动的手工课程，还有来自斯坦纳对人的身心发展的深刻见解和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培训课程还提供一些参与商业活动的机会，比如出售手工制品、开办咖啡店和其它零售物品。这种实践性的教育、家庭式的居住、商业和环境意识给予特殊需要学生独一无二的疗愈体验。

特殊需要学生除了参与培训，还接受人智学的治疗教育。

拉斯金磨坊学院开满鲜花的温室来自网上

我在国内就听说了拉斯金磨坊教育信托基金，通过网上的联系，在英国期间，我特地去参观了信托基金的办公室和拉斯金磨坊学院。一路上由尼克先生陪同，那是位于峡谷中的一个世外桃源。峡谷里有几个有机养鱼塘、有各种花草、植物、草药，还有各种工作间，比如木工坊、艺术治疗室、有机咖啡店、音乐治疗室、草药制作室、铁匠坊等等。在峡谷的另一端，比较平缓的地带，有活力生态农场、出售农产品的小店、毛线编织室、手工编筐室等等。学生们住在附近的镇上，每天做公共汽车往返。拉斯金磨坊学院占地140英亩，相当于938亩地，对于一个学院来说，是非常广阔的一片土地。

拉斯金磨坊学院的学生在学织毛线来自网上

表面上看，这里的工作坊和康复村里的一样，对特殊需要学生个体的尊重和康复村一样，他们对员工的培训课程也完全基于斯坦纳的人智学理论。但拉斯金磨坊学院又的确不是康复村，他们的员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每个人是有工资的。他们的管理模式介于企业管理和慈善机构之间，他们有董事会，董事会下面有5个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每个学院的正常运作和整体安排。执行团队的5个人还专门接见了我。坐在他们对面我沉住气，问了三个问题：“你们的管理模式是什么？”“你们的思想背景是什么？”“你们为何能在社会上赢得广泛的认可？”他们非常认真回答了我的问题，可怜我的英语，这时全然派不上用场，一句也没有听懂！事后，我请陪同的尼克先生说说他们的回答，尼克说他没有记住。哎！

拉斯金磨坊信托基金自成立以来，媒体多次采访报道，获得政府和其它各种奖项，他们的学生从18年前的35名，到如今的300名学生，展现出蓬勃的发展生机。但它不是按照斯坦纳的蓝图来设计的，安利说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了斯坦纳的学说，这样的机构不止拉斯金磨坊信托基金一家，全球范围还有许多，比如荷兰的特里多斯银行（Triodos Bank），“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它的运作方式也是深受斯坦纳的影响。

2912年拉斯金磨坊信托基金和交叉领域研究所合作开办实际技能治疗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班，学制一年半。他们给员工开办的培训课程，也准备对外开放，经过培训可以获得国家认可的资格证。

很巧的是，离拉斯金磨坊学院最近的城市斯特劳德（Stroud），我听说曾是嬉皮士聚集的地方。拉斯金磨坊学院在此地生根开花结果，是否和当年嬉皮士带来的精神气氛有关？

拉斯金磨坊学院的学生在打铁来自网上

学生在学习制作玻璃来自网上

我的心在高原

当我和芒特康复村的吉尔提到拉斯金磨坊学院，她断然地说：“他们不是社区（Community）。”我在想是否是社区有那么重要吗？拉斯金磨坊学院的员工，会因为拿了工资，对待特殊需要人的态度就起了变化？要知道他们必须常年接受培训，利用节假日和周末的时间，培训课程的设计和内容基于人智学。我困惑难道8小时工作制就减少了对特殊需要人的关爱？芒特康复村的早上7点至晚上9点的工作时间，想营造的是家庭般的温暖，就像妈妈陪同自己的孩子一样。但志愿者和员工的确不是妈妈，他们需要自己的休闲时间。

我离开阿伯丁之前，一有机会，我就去玫瑰墓地。康复村用种植的玫瑰组成一个大十字架，墓地里埋葬着为康复村贡献一辈子的人。我徜徉其中，久久不能释然。这些人为了特殊需要的孩子们，不为名利，淡泊一生，如今静静地长眠在地下，他们还会惦记着特殊需要的孩子吗？还会牵挂着康复村的理想吗？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脑海里经常浮现出这些奉献一生的人，他们像什么人？“圣徒”！对，他们是圣徒！只有用圣徒才能表达出我对他们的崇高敬仰。

可是，在这世俗的世界上，圣徒越来越少了。康复村是个理想的乌托邦，历史上乌托邦的结局总归是失败，但毕竟有过一群人，选择了那样的生活！

在阿伯丁的康复村学校，我旁听了一节优律诗美（Eurythmy）的课，7个学生，其中一个坐在轮椅上，一个学生总在地上打滚，还有一位学生进进出出，还有的学生，无论西蒙（Simon）老师说什么，他没有任何反应。一位老年教师钢琴在伴奏，西蒙缓慢、坚定、深情地带着学生们唱着：

我的心呀在高原，

我的心不在这里，

我的心呀在高原，

追逐着鹿糜，

追逐着野鹿，跟踪着獐儿，

我的心呀在高原，不管我上哪里。

这是苏格兰著名诗人彭斯的一首诗，由钢琴老师谱曲。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我的心呀在高原，不管我上哪里。”

日本自闭症协会已经成立五十余年，他们的经验是，即使是高功能的自闭症患者，智力正常甚至超常，却由于沟通障碍不能突破，仍然很难去普通的企业或机构工作。他们认为，人们希望在儿童期用先进的方法治愈自闭症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台湾姜忠信副教授自1990年开始从事自闭症早期疗愈研究工作，他个人的观察是：“能改变的20年前和20年后所做到的改变似乎没有什么差异，特别是IQ的提升，可说是没有什么不同。”至于社会适应能力，“当代的研究报告说在疗愈前后没有差别，不会进步。”台湾另一位医师蔡逸周提醒道，全世界投入了太多的人力、物力在自闭症的早期诊断和早期疗愈领域，却忽略了这些孩子长大后该关注的事情。他们一辈子最需要的不是疗愈，而是接纳，是让他们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老去。

康复村里的老人来自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