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一则报道，说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被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可是有谁会想到中国现在还有一群穷得几乎吃不上饭的人，还有很多人一年的收入甚至赶不上一瓶茅台酒，看了《十四家》你就会知道中国的贫困状况是多么得触目惊心。

    《十四家》是由获得过荷赛奖的杭州日报的摄影记者陈庆港用十年时间深入中国西部农村记录的那里的十四户贫困家庭的生活状况，一个人、十年时间、持续记录几乎被人们忘记的群体的生活，只这些就足以让我们每个人对作者肃然起敬，所以我毫不犹豫网购了这本书，并以最快的速度读完了它，读后真的是感慨万千，可惜我笔太拙无法表达我的心情，还是看张海龙书评的《十四家》吧，他的文字和陈庆港的一样，字字重千斤。

 换个角度看中国——读陈庆港《十四家》

文/张海龙

    “我们已经习惯从东往西看中国，这样看到的中国金碧辉煌，繁华似锦，高耸入云的大厦遮去了它身后的一切。《十四家》让你从西往东看一下中国，这样看到的中国还有太多触目惊心的贫穷，而富丽堂皇的东部，只是这幅贫穷巨画上的一抹远在天边的模糊背景。”——陈庆港

    甘肃，岷县。车换生将拉索套到自己的肩上，双手捧到嘴前，在手心狠狠地啐了口唾沫，就“啊”地一声压下车把往前拉。到城西药材市场有两三公里的路程，将药材拉到市场卸完货，拉车人每人拿到两块钱。回到桥头时，人们都围过来看，于是车换生那皱巴巴的两块钱就不断地从口袋里掏出来再装进去，装进去再掏出来。

拍摄/陈庆港

   四季，十年，十四家。
   夏，2000。秋，2004。冬，2007。春，2010。
   甘肃省岷县李沟乡纸房村六社：车应堂家、车换生家、车虎生家。
   甘肃省宕昌县毛羽山乡邓家村：郭霞翠家、王实明家。
   甘肃省武山县马力乡双场村：李德元家、王想来家。
   云南省镇雄县安尔乡安尔村坪子社、小米多村水井弯社：李子学家、高发银家、王天元家。
   云南省会泽县大海乡二荒箐村公所马家凹子村：蒋传本家。
   山西省大宁县太古乡坦达村：史银刚家、李栓忠家。
   贵州省毕节市朱昌镇朱昌村七组：翟益伟家。
   ——按着这样的光阴、地理以及家庭索引，摄影师陈庆港不停从繁华的江南上路，一直向西，反复用脚丈量中国西部的无奈苦楚，不断用心体味普通人家的贫穷落寞。整整十年时间，他每隔一年都要循着同一路径到达这十四户人家，像是朝圣苦行的僧侣。
   没有谁像他这样坚持十年来到这些村庄。那些农民起初当他是记者，后来当他是大家的亲戚，当他是村里的一块石头。正因如此，扎下根来，他才看到更多。
   十年执拗，他其实只下力做了一件笨重的事，就是观察并且纪录中国西部农民的生存状态。让贫困真相不被忘却，让生存细节凸现真实，然后成书一册，名为《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
   一册书，就是一册山河，就是一捧心跳。非虚构，本身就是力量，本身就是证据。可以说，他用文字和图片铸就了一颗生铁秤砣，四两拨千斤，压住了整个国家的虚妄与轻狂，让那根标示财富的秤杆不致翘得过高，一直戳到天上去。
   纸房、坪子、坦达、水井弯、马家凹子、双场、朱昌……所有这些声气微弱的村庄向来不为人知，我们从未抵达过任何一个这样的偏远之地，但它们就在几千公里之外，是这个国家的另一半疆域，是我们身边流沙一般农民兄弟的故乡。它们埋藏在中国辽阔地理的褶皱细节里，像煤炭里的草木，像琥珀中的虫蝇，像灯火之下的阴影，注定被遮蔽被过滤。这个国家正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在跑马拉松，生活烈火烹油，时代摧枯拉朽，经济血脉贲张。人们熟知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现代大城市生活。人们谈论的，是GDP房地产高铁新经济以及城市化之类的时髦话题。在单向思维与催眠信息里，人们固执地认为，这才是大国崛起，这才是直正的中国。

云南，镇雄。安尔乡小米多村水井弯社王天元一家。拍摄/陈庆港

    可是，轻浮短视的我们，从来没有去眺望过“大国”的另外一半事实——
    美国人乔治•弗里德曼在《未来十年》一书中写道：“中国的西部因过于干旱贫瘠而难以承载大量人口，因此，超过10亿人口的实际居住面积仅相当于密西西比河以东、不包括新英格兰州在内的美国东部面积。中国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困，6亿家庭日收入不到3美元，4.4亿人口日收入不到6美元……当然也有6000万人年收入达2万美元，但这些人口不到中国总人口的5%……”
    当然，你很可能不相信这样的数据，也会非常愤怒，认为这是美国人在妖魔化中国，危言耸听，中国怎么可能这么贫困？中国怎么可能会有人这么穷？
    有时候，人们会因为羞耻而主动拒绝某些事实。也有些时候，会有人因为羞耻而去主动勇敢地探究某些事实。

贵州，赫章。财神镇小机构村罗天雄一家在地里下种。拍摄/陈庆港

    那些被忽略或被拒绝的贫困事实如下——
    车换生拉架子车讨生活，捆绑、过磅、装车，然后拉着2500斤药材跑三公里，再卸完货，一次只能赚到两块钱人民币。就是这区区两块钱，也不是天天都能挣上；
    车换生家里只有一亩地，半亩在离家一里远的东边，半亩在离家两里远的北边，如果没有天灾，地里收的粮食够全家三个月的口粮。因为碗不够，所以每次吃饭时总是女人看着爷仨先吃，等他们吃完后她再吃；
    李德元家，地里收的粮食仅够五口人三个月的口粮。政府供应的救济粮五角钱一斤，但因为没钱买，只好作废。十月份，家里所有能吃的都吃完后，李德元和张玉萍领着大女儿李双环外出讨饭……
    因为目击贫困，陈庆港感到羞耻。也因为羞耻，他决定去一探究竟。

云南，镇雄。在给人家加工苞谷的李子学。拍摄/陈庆港

    第一次目击贫困，是在陕北一眼光线昏暗的窑洞里，他失语了。
    “那种贫困用语言很难描述得出来。什么都没有，真的是家徒四壁，甚至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仍然还不够……总之，在这之前我没见过那么穷的地方和那么穷的人。当时我就像是被一拳重重打在脸上。后来，就一个念头，想知道中国到底还有多少这么穷的地方？还有多少这么穷的人？”
    因为羞耻，所以想对贫困真相探究到底。庆港曾这样向我讲起拍摄中国西部贫困家庭的缘起。当时，我们正驾车疾行在杭州上塘高架桥上，车头朝向西北。在这座自古被称作“销金窟”的浮华城市里，人们迷恋的是高房价和奢侈品，企业家和商人是甚嚣尘上的拜物教主，可庆港一语道破真相——“我们的一切，源自那些穷人的奉献。我们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大唱赞歌顶礼膜拜时，他们一无所有。”
    这样的话题一旦开始，沉默汹涌而至，立刻掩盖喧嚣。
    每天，我和他面对面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却很少谈论那些沉重的命题。时代急剧转型，泥沙俱下，我们总是刻意回避疼痛，而庆港的存在是一种平衡。他的镜头从来没有拍摄过杭州的山水草木，那些过于精致的生活细节和他目击过的贫困反差太大，所以他总是不断远行，不断寻找陌生风景。
    慰安妇、细菌战、外省人、抑郁症、大地震……这一系列沉重题材都在他的镜头里定格。快门如刀，咔嚓声中，斩去一切枝蔓，使之永恒，使之成为“决定性的瞬间”，使之永不磨灭，成就了这位首获荷赛突发类新闻金奖的中国摄影师。
    中国文化向来怕疼惜命，讲究圆融变通，所以曾有人向陈庆港提出疑问，为何不拍些轻松愉悦的照片？难道你的眼里只有沉重的命运么？
    他的回答是：这世界上更多的人都去拍那些轻松愉悦的照片，我就不凑热闹了。沉重是我的主动选择，沉重更有力量，可以让我们在这纷乱的世界里稳住自己。 

甘肃，宕昌。走在山路上的民办教师王实民。拍摄/陈庆港

    在自己的博客“玛格北”里，他引用了苏珊•桑塔格的话——“摄影是通向真实的方式而不是结果，它丈量着世界的广度和内心的深渊……”而他自己对摄影以及镜头前的世界还有另外一层认识——毁灭与重生、绝望与爱、个体命运的渺茫与人性共有的悲悯，这一切全都交织在一起，以一种极端悲怆的方式考验着我们，同时又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正是这样的思考，让他知道为何那些贫困家庭如此让人揪心——这是你可能不了解的生活，却是你无可回避的生存现实。就像他读过海明威那本书里写的，没有人是孤独的岛屿，每个人都与别人息息相关……别去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那是在和同学去陕北的一次采风中，陈庆港发现了这之后让他用十多年的时间持续关注的沉重命题。当时的那种感觉，他就像是被一巴掌给抽醒了。在言语无力抵达之处，摄影有了更大的尺度。

   “贫困，这么大的问题怎么能够视若不见呢？”
    他给民政部写信，申请得到一份中国贫困县资料，以作调查索引。民政部很快回复了他，并提供给他完整的资料，像这样的民间申请应该不多，他的申请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接下来，他按照那份资料再分别联系西部几省区民政厅，随意抽取了西部几省区的十四户贫困家庭。然后，他在一开始就决定，用十年时间进行持续拍摄纪录，这就是他堪称鸿篇巨制的《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
    一旦迈出探究的脚步，真相就像洋葱被他一层层剥开，却也让他泪流满面：他发现，现在的中国，不仅有21世纪，还有20世纪、19世纪、18世纪。一句话，贫困作为事实大面积并且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真实的中国有着巨大的不平衡，各种生活混杂并处，就像断裂的岩层挤满了各种样本。初步判断之后，他决定，对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作一次地质勘探般的考察，老老实实地凿下那些岩片一样的标本，以十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来“立此存照”。

甘肃，宕昌。毛羽山小学。拍摄/陈庆港

    以甘肃省岷县李沟乡纸房村六社车应堂家为例，他以“家事纪要”的方式写下——
    1999年冬天，车应堂出门讨饭27天。
    2000年农历八月，车爱花和奶奶杜徐贵出门讨饭，26天后车爱花揣着50元钱跟着别人先回村，车应堂用这50元钱买了116斤洋芋。
    2002年农历九月二十，车应堂71岁的母亲杜徐贵出门讨饭，一个月后在白银市死于讨饭途上。车应堂到白银运尸回家。
    2002年农历八月，11岁的车爱花跟着村里人到新疆黄草湖摘棉花，农历十一月初回到家里，带回1200元钱。
    2003年农历七月、2004年农历八月，车爱花再去新疆摘棉花。
    2004年5月，车应堂拉砖时被砸伤。
    2005年8月，车爱花去新疆拾棉花，先在花草湖拾了一个月，后到呼涂壁拾了两个月。
    2006年秋天开始，国家不再收土地承包费，其它的各种税费也不用再交，车应堂家一年省下了约360元钱。
    2007年10月，车爱花在县城花320元钱买了辆自行车。
    2009年腊月二十一，车爱花出嫁（嫁在寺沟乡中马台村，两人在新疆奎腾拾棉花时结识）。
    2009年农历七月，车应堂家拆旧屋建新屋，十月搬进新屋。
    2010年正月，车爱忠到河北保定打工。
    从车应堂一家的十年家事里，能看到这些“穷人”跟我们生活交织的地方：城市里那些乞讨者、新疆那些摘棉工、城市化进程中的乡镇、随处可见的农民工……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像流沙一样被裹挟在大河里，在不停快速变化的中国，他们还来不及停下来就被冲刷到了下游。他们只能随波逐流，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在路上遇到这些面孔，却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
    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诗人海子了解农村的贫困，因此写下著名诗句：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户/他们把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的繁殖/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向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只是，西部乡村的贫困远甚于海子的故乡安徽，那里的谷物从来没有高高堆起过，一年到头，全部的粮食也不够“一家人的嘴，吃和胃”，饥饿总和贫困密不可分。
    在每家的故事里，庆港笔触有力，镜头朴素，就像画油画，一刀一刀涂抹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决不变形，而是直接呈现原生态——
    每年打七月份开始，小麦收完，地里没庄稼了，村里许多人便开始出门讨饭。他们往往要到过年回来，或者直到二月份回家种小麦。车换生和车应堂最近一次出门讨饭是在去年冬天，出门27天，讨回一百斤粮食（主要是面粉），乞讨地点在皋兰、建台、和平、武威等地。武威比较富，他们跑得多。
    车应堂说：“向人乞讨的时候，有的给，有的不给，也有人用调羹给。人家也难，讨的人多啊。一斤面要跑十几二十家，100斤面要敲几千户人家的门，每户给一撮。”他说“给一撮”时，将右手做成虚拳状……
    此前，庆港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中国还会有这样的“日常生活”存在，他几乎被那些真实到不可思议的贫困刺破了双眼。所以，他的摄影全部采用了黑白底色，去除一切噪音，直截了当，将事实如数奉上。 
    作家卡夫卡说：“艺术，就是对罪衍、苦难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
    现在，苦难就摆在眼前。庆港的“艺术”很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