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语文课程内容的探讨

                                         吴  蓓

我是从05年开始实践华德福幼儿教育，距今已经快四年了。本来我是专注于幼儿教育的，去年5.12四川大地震后，我去了重灾区什邡，我带着帐篷里的小朋友，年龄从3岁直到12岁，做了各种活动，其中大部分是我在幼儿园做过的，我惊奇的发现，这些内容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于是我萌生了渐渐把兴趣转向小学的念头。我熟悉幼儿后，对于了解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很有帮助。

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接受幼儿师资培训的时间和小学师资培训的时间一样长，但都没有学完，因为我决定提前回国。我曾在国内的学校当过2年多的教师，教过中学物理、小学自然常识和音乐，我在英国华德福小学观摩了四周。对比之下，华德福学校的教学方式，令我耳目一新。

09年4月成都华德福学校请我去工作一个月，非常感谢他们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到小学一至三年级听课，使我受益匪浅。回到北京的第三天，我和黄明雨见面，三月份就已经得知他发心要为自己的女儿办学校。我觉得作为一所完整的学校，教学大纲太重要了，华德福教育如何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于是黄明雨邀请我参与小学教学大纲的准备，以及教学研究。

我请教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树人先生、四海经典文化传播中心主任冯哲先生、四川大学哲学系的李小光老师、远在美国的中文教师郁宁远、翻译过人智学书籍的潘定凯老师等。非常感谢他们的指教，以下的思考部分来自和他们的对话。

我问过黄明雨，他想办的小学是华德福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能结合多少就结合多少，还是以华德福的儿童发展观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考虑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他说是后者。以下的内容基本上是依据华德福的教育理念写的。

                                           童        话

依据华德福的儿童发展观，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学以民间童话为主要内容，至于为什么，要讲清楚的话，需要另写一篇文章，在此不讨论。

在西方的华德福学校，童话故事主要是格林童话。对于中国孩子来说，照搬过来，我却觉得不合适。格林童话充满着西方的文化背景，比如公主、王子、巫婆、小矮人、巨人、继母等，最为关键的是，外国童话有着外国人的心理原型，和中国人的心理原型，至少不是完全吻合。我原来设想的是把格林童话的原型找出来，再去找相对应的中国童话，最近我读了不少中国的童话，觉得这么做可能性不大。儿童文学专家王泉根写道：“西方童话更多的是王子公主类，中国童话则是人鬼神仙类。” （《儿童文学教程》王泉根主编 2008年出版 第147页）我这里说的童话仅限于民间故事里的童话，不包括现代作家创作的童话。

格林童话有许多王子历经艰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和公主结婚的主题，有的西方专家认为王子象征着一个人的精神（spirit）或自我（ego），公主象征灵魂（soul），精神或自我要和灵魂结合，这个人才算真正成熟了。或者“当个性（Individuality）（王子）能够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场合遇到灵魂（公主），他们就结合在一起，年轻人就能够在世上做他或她的工作。”还有的专家认为王子象征人的自我意识，公主象征人的潜意识。

而王子、公主、国王的形象在中国的童话里难觅踪影，中国童话的人物主角大都是书生、秀才、农民、道士或僧人、太守、将军等。如果我们不介意王子、公主，还是书生、秀才，只要故事反映的心理原型一样即可。那么，中国的童话即使有结婚的情节，比如某位农民勤劳、孝敬，感动了仙女下凡或动物化身为人，愿意主动嫁给这位农民，农民轻而易取得到妻子。或者某个书生见到一位绝色佳人，结婚后，发现这个美女是妖精变的。或者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这些故事原型和格林童话王子与公主结婚的类型很不同。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童话，因为民间故事的讲述对象是成人，它们有童话因素，但还不是童话，童话必须适合儿童欣赏和接受。而西方的格林童话、贝洛童话、豪夫童话是经过民间故事到童话的转化。比如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原来是亲生母亲嫉妒女儿的美丽想杀害她，出版时改为继母。在《亨舍尔和格莱特》的故事中，原来是亲生父母把兄妹遗弃在森林里，出版时生母改为继母。如果故事中原来的亲生母亲，被后来的文人修改为继母，那么我们寻找中国故事里继母的原型是否有意义？在我阅读的中国童话里，罕见和继母有关的故事，在《中国经典童话》（陈蒲清主编）一书中有119个故事，只有2个故事和继母有关，其中一个是继母善待非亲生的女儿，另一个《叶限姑娘》是著名的灰姑娘童话的最早记载，公元九世纪就有了。在《中国民间故事珍藏——童话》里，所选的59个故事里，没有一个与继母有关。

目前，就我的初步了解来说，中国的孩子阅读的外国童话太多，阅读中国的童话太少。我去一家大型书店，看到绝大部分图画书是国外的，少量的中国童话，可是配的画几乎都是卡通类的，色彩艳丽而俗气，没有任何的想象力和美感。中国古代那么出色的水墨画，属于全世界的艺术珍品，到了现代，我们的画家难道不能为孩子们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美图画书了？

一位教师想帮助广西农村一所小学建立阅览室，她请朋友们捐赠图书，没有想到捐来的全是外国童话故事书，连一本中国的也没有，她不得不打电话请朋友专门捐一些中国的故事书。最近我在当当图书网上搜索“格林童话”，出现980条结果，搜索“安徒生童话”，出现1111条结果，搜索“中国童话”出现396条结果。如果把这三种童话的结果加起来，中国童话占总量的约六分之一。虽然我举的例子都是个别情况，但我们的孩子的确需要我们自己的童话故事来滋养，因为故事滋养的是孩子的心灵。

当然我们不能拒绝西方童话，孩子需要各国的童话故事。在目前，孩子对西方童话的认识已经超过中国童话的情况下，我希望小学低年级的孩子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中国童话。

在韩国一所华德福学校里，我问二年级的主班老师，她是怎么选择本国故事的，她说一是根据班级学生的状况来选择，二是能够让学生了解过去韩国人生活的故事。她说韩国的孩子上小学前，已经听过大量的格林童话，非常熟悉王子、公主。她并没有按照格林童话的原型来找本国故事。

以前，我不仅读外国童话比中国童话多，我读日本的童话也比较多，在阅读中国童话的过程中，我突然觉得

日本童话和中国童话似曾相识，我曾惊叹日本童话想象的奇异性，现在我想他们的故事也一定受到中国故事的影响。一位传统文化的专家认为，中国童话的阅读领域可以扩展到东方童话，东方的童话反映出的心理原型都比较接近，或者由于历史渊源，互相影响过。

刚刚读了日本人河合隼雄写的《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三联书店出版 2007年），兴奋无比，这正是我最想寻找的书。他以“黄莺之家”为例说明东西方民间故事反映出的心理差异。年轻的樵夫在森林里发现了一座豪宅，里面住着一位美丽的女子，嘱咐他不要看后面的房子，但樵夫还是看了那间房子。女子回来见状，变成了一只黄莺飞走了。河合隼雄说，破坏禁令后，日本故事没有惩罚，而西方故事则被夺去生命。

河合隼雄还提到前苏联民间故事研究专家契斯托夫，把日本故事蒲岛太郎读给孙子听，孙子问：“他什么时候和这个家伙打仗？”在孙子的心目里，蒲岛太郎应该和龙王大战一场，而故事里蒲岛太郎即没有和谁大战一场，也没有和龙王的女儿结婚。在黄莺之家故事里，樵夫和女子也没有结婚，没有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日本故事的结尾时，偏偏大多数都没有结婚的场景。”这就是日本故事的特色：什么也没有发生，遗留下来的是空无。如果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日本的民间故事，很可能会得出结论日本故事无趣，甚至会说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还处于低层次阶段。（《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三联书店出版  2007年 ）照搬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东方的民间故事可行吗？

公立学校的低年级语文教材，选择的童话故事，为了适应孩子的阅读，不得不做许多的删减，以致把童话语言的优美和情节的生动，都牺牲掉了。而在华德福学校低年级的语文课主要围绕故事来开展，首先老师口述故事，然后学生复述故事，画出故事中的一个场景。最后，学生写下故事段落或主要情节。他们不用课本。

汉字与阅读

这些年来，每当我看到甲古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我常常会发呆，这么复杂和美妙的汉字，古人是怎么发明出来的？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我惊叹、敬佩之余，就会想到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看到这些古字该多好！一个字就像一幅画，让你久久沉浸在里面。前不久我去韩国，在一家僧人开办的素食餐馆里，我见到墙上有几个繁体字“无”，我越看越觉得这个字本身就在传递一种精神。这种感觉是西方的拼音文字没有的，他们是表音文字，以“音”示意，我们是表意文字，以“形”示意。

中国古汉字，一个字就是一件艺术品，细细地品味这个字，让人体会到这个字的灵性，或者是超越字面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古人曰：“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在我所受的学校教育中，从来没有见过中国的古字。虽然我们现在不用它们了，但毕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毕竟它凝聚着古人的智慧，它的美超越任何时代。华德福教育注重用形象化的方式来教学，我们在汉字教学中，正好可以体现这个原则。从画画入手，引入甲古文、金文、小篆、大篆、隶书、楷书的变化。我们不可能每个字追溯来源，但至少可以用几个字进行尝试。教室里也可以装饰古代书法家的不朽作品。

原来，我用笔在纸上写字，“儿童”二个字，为了图省事，就写为英文“children”开头的2个字母“ch”，最近，我写草稿时，不再用“ch”来代替“儿童”了，宁可多花时间把汉字写出来。由此我想到，古人把汉字发明得那么复杂，难道他们就不怕麻烦吗？难道他们比我们愚蠢，不知道笔划少写的快吗？我想古人发明汉字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字的象形、表意的功能，是一个字里所包含的宇宙、人生的信息，是如何才能显示字的美观。试想，如果写文章时，我们仍然用毛笔书写繁体字，现今这个社会一定会大大减少文字垃圾。中国文字一大特色是言简意赅，“文则数言乃成其意”，而这点在文言文里最有体现。我们追求高速度、高效率，快快做完应该做的事情后，我们省下的时间是在干什么呢？

最近，台湾的马英九提议识繁书简，我觉得可以考虑。繁体字虽然内涵丰富，但毕竟难写，我们可以教孩子写几个繁体字，但绝大部分的字还是写简体字，毕竟我们已经生活在电脑时代了。

无论笔划繁还是简，让孩子静心地写好每个字才是最重要的。慢慢写好一个字也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我还设想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如果有条件，早些开始写毛笔字，中国的毛笔字是书法艺术。而这也是华德福教育倡导的，用艺术化的方式来教学。

华德福小学一年级的孩子读的第一本书是自己的手抄故事。对于拼音文字的国家，比如英国，只需学会写26个字母就够了，任何单词都由这些字母组成。而中国常用的是三千字，如果等到孩子会写一个简单故事里所有的字后，才能写出来进行阅读，我觉得太晚了，不太符合中国的情况。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孩子最早阅读的是书法家抄写的适合孩子的古诗文和故事。课堂上少读印刷体、少读白话文。

每种文化自有她的独到之处，我们不能比较文化的优劣，不能说中国文化全世界最好，但至少也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敞开自己闭关锁国的大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能数典忘祖，把自己文化的根给忘记了。而中国文化的根是和汉语不可分割的，我们说中文，思维就受到中文的影响，英国人说英文就受到英文的影响，语言一方面制约着我们的思维，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的心灵家园。“五四”以后，文人学者大力提倡白话文，以致像我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读文言文比读英文还困难。而我们的白话文已经受到西方语法的强大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无疑也变得西方化。

我曾经遇到一位佛教学院的教导主任，他说现在的学生是从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佛经和儒家经典，而不是体悟。这是不是和白话文的影响有关？要看懂文言文，我们需要借助白话文的解释。白话文成了我们思考的基础。有学者说，汉语的根子在文言，在中国的汉字。我赞同这个的观点，中国文化的根应该在文言文里，“废弃文言文，就等于把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废弃了，就等于把民族的传统文化丢掉了。” （《识字教育-科学化论文集粹》中国教育学会实验研究分会汉字文化教育研究中心主编  2006年出版第65页）

由此我想到，深入理解中国古人的智慧，最好直接读文言文，不要借助白话文的解释。如果孩子从小多读文言文，肯定有益他去体悟文中所要传达的深意。尤其是文言文的经典作品，其中蕴涵的意境往往不可言传。

小学的语文，包括语言和文字，这是二套具有本质区别的相对独立的系统，语言是说和听的，文字是视觉的、书面的，对于中国语文来说，文字不从属于语言。学者张朋朋认为，学过文言文的人写白话文，文章写得俗中带雅，不学文言文的人，写的文章只俗不雅。巴金先生说，这种人虽然识字，但还是“文盲”，只不过不是文字盲，而是文化盲，因为他们不了解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文化底蕴。（《识字教育-科学化论文集粹》第64页）

张朋朋建议，中文教学的顺序应该是先文言后白话。因为听说能力是自然习得的，白话文和口语比较接近。而文言文和口语不一致，文言文的读写能力需要专门的学习。先学文言文，即学了读写文言文，又学会了读写白话文。比如鲁迅幼年不学白话文，只学文言文，长大后，他不仅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还成为白话文的写作大师。（《识字教育-科学化论文集粹》第67页）我觉得张朋朋的观点很值得我们参考。

公立学校每天早上有早读课，我们也可以考虑每天早上让孩子们读读古诗文。公立学校的教育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拼  音

现在的教育，恨不得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就开始学习。许多幼儿园已经开始教汉语拼音了。而我觉得小学四年级开始学习拼音也不晚，没有拼音也一样能学好汉语，也许可以学得更好，中国几千年的汉字教学就是明证，“蒙学”自古以来都从教汉字开始的。学者邵宗杰提议拼音应该等学生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以后才学。（《识字教育-科学化论文集粹》中国教育学会第23页）

追溯拼音教学的历史，大规模在全国提倡“有条件的用拉丁字母”，开始于1950年。1955年和1956年的教学大纲强调“识字课开始就要教拼音字母，----为今后中国文字拼音化做准备。”到了1980年仍然是“先教拼音字母，再教识字。”“为将来实现汉字拼音化打下基础。”后来颁布的大纲虽然不再说为了汉字拼音化学习拼音，但拼音教学仍然被置于语文教学的起点和基点。2005年颁布的国家语文课程纲要要求一、二年级的学生“学会汉语拼音。能读准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能准确地拼读音节，正确书写声母、韵母和音节。认识大写字母，熟记《汉语拼音字母表》。”

拼音的作用主要在于查字典方便，拼音作为学汉字的辅助手段，可以有它的地位，但要求孩子在认字前，先学源自西方的拉丁字母，在他们书写第一个横平竖直的方块汉字之前，先描只讲斜线和画圆弧的拉丁字母，学者邵宗杰认为这么安排值得深思。书写汉字的要求和拉丁字母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学生入学之初，先养成了写拼音的习惯，再让他学习汉字的横平竖直转折有楞角，运笔有轻重快慢之别，以致“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就很困难了。他还认为根据“先入为主”和儿童可塑性大的特点，刚入学的儿童学习拼音，不利于年轻一代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从小培养。（《识字教育-科学化论文集粹》中国教育学会主编第26页）

对于理解中国文化来说，繁体字优于简体字，简体字优于拼音。如果我们的文字有一天真的被拼音取代，我们文化的根基就彻底动摇了。

口语表达

虽然前面提到汉字和阅读，但对于一年级的孩子，口语表达的重要性不亚于识字和阅读。我们的古人是先学会说话，才创造发明文字的，文字是用来表达、记录的符号，无论多么象形的文字也是现实事物的高度概括。从说话到阅读，也是声音变成文字的过程。孩子对文字的理解应该建立在一定的口语能力的基础上。

郁宁远老师教外国孩子学中文，他发现童谣的作用远远大于古诗词。民间童谣朗朗上口、很有节奏，外国孩子即使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童谣的声音让他们着迷、喜欢。“唐僧骑马咚哪个咚，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几节课下来，孩子们就能背得滚瓜烂熟，而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孩子还是没有背会。郁宁远认为古诗是书面语言，口语里的“太阳”，到了古诗里就变成了“日”，对于小孩子来说，“太阳”比“日”的发音容易，同样道理，“爸爸”比“父”或“父亲”容易发音。

可惜在现行教育体制内，童谣的教育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看到某个著名出版社发行的小学语文教材，一年级的课文里，竟然没有一首民间童谣。却有很多首成人写的毫无诗意的儿童诗。

即使童谣比古诗更容易让孩子接受，一年级的课堂上还是需要背诵一定量的古诗。公立学校一年级语文课本里选择的古诗，可以参考。

此外，绕口令也是很好的学习口语的素材，成人说绕口令有些吃力，而孩子们天生就喜欢玩嘴里发出的声音。绕口令本身没有任何意思，却能有效地锻炼孩子的发音能力。英国的一位老师告诉我，正常人是因为听懂一句话的意思而发笑，智障人因为一句话的声音好玩而发笑。我们成人总是力图明白说话的意思，而孩子却能享受声音的快乐。鲁迅指出中国文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背诵绕口令、童谣、古诗，是体会中国字的音美。

唱歌也是语言表达的一种方式。成都华德福学校一年级的孩子，差不多能学到40多首儿童歌曲。配上音乐的歌词，反复地唱，也能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陶冶他们的性情。有些很小的孩子听妈妈唱歌多了，还不会说话，却先学会了唱歌。唱歌比说话更具有吸引力，它和孩子内在的需要相吻合。我在国外的小学课堂上看到，即使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唱起歌来却很起劲。

除了童谣、绕口令、唱歌外，在华德福学校每天早上正式上课前，孩子们分享自己的经历，说说有趣的事情，老师做出恰当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培养孩子安静地倾听别人发言的能力。老师和孩子、孩子和孩子之间增加了互相的了解。

当然给与足够的自由活动时间，让孩子们一起玩耍，也有益于提高说话能力。语言是重要的人际交流方式。我曾经遇到一位3岁的男孩，他通常只说3个字的句子，而且有点口齿不清，语言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同龄的孩子。而他的妈妈却认为她的孩子语言表达没有问题，因为孩子常常能把篮球比赛说得头头是道。这个孩子是从电视里得知篮球比赛的事情。他能说大量的和篮球有关的话，却不能正常地与小朋友交往，从电视里学到的语言，对于他的日常交往没有帮助。语言一定要用来交流的，尤其对于比较年幼的孩子。

题外话

基督教的歌曲《平安夜》《哈利路亚》《圣母玛利亚》等，似乎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尤其到了圣诞节，大街小巷都响起了圣诞歌曲。这些歌曲很美好，我也喜欢听。但我困惑的是佛教的歌曲却离开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熟悉“天使”，却对“菩萨”感到陌生，我自己也觉得“天使”两个字可以脱口而出，而“菩萨”两个字却难以张口。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唱“六字真言”吗？如果不可以，涉嫌有宗教，为什么唱“哈利路亚”却那么自然？哈利路亚的原意是赞美耶和华。

佛教早已是我们文化的根基之一，我们忽视了自己的宝贵遗产。我在当当网上搜索“圣经故事”，显示362条结果，搜索“佛经故事”，显示119条结果。出版界对圣经故事的重视超过了佛经故事。

我在英国参观过一所公立中学，老师说，他们的课程里包括介绍世界上不同的宗教，但绝对不容许用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影响学生。佛经故事、圣经故事、赞美诗、禅诗、道教故事，都是人类共同的珍贵遗产，我们有什么理由回避他们呢？只要不带着宗教倾向性，是否可以和学生们一起吟咏禅诗、唱唱赞美诗？当然这些禅诗和赞美诗要经过选择，不带浓郁的宗教色彩。如果没有任何的传教目的，是否可以讲圣经故事，也可以讲佛经故事、道教故事？现在庆祝圣诞节已习以为常了，是否也可以庆祝浴佛节？路人皆知圣诞节，许多人却不知道浴佛节。

华德福教育的创始人鲁道夫斯坦纳是西方人，他给与的所有教育和教学上的指导，都是针对西方的教师和学生。当我们把华德福教育应用于中国的文化土壤，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这也符合斯坦纳的愿望，学习了人智学和华德福教育，不是束缚我们的头脑，一切都照搬西方的，而是帮助我们加深对人的理解，真正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些西方人认为，黑色对孩子的心理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一年级的孩子不适合学写毛笔字。我困惑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于颜色的感觉一样吗？ “在上古时代，黑色被中国的先人认为是支配万物的天帝色彩。夏、商、周时天子的冕服为黑色。”（资料来自网上）在中国的京剧脸谱里，黑色象征正直、铁面无私，比如包公这样的人。但“黑色是西方文化中的基本禁忌色，体现了西方人精神上的摈弃和厌恶。它象征死亡、凶兆、灾难。”（资料来自网上）西方人葬礼上穿黑色，中国人葬礼上却穿白色。潘定凯老师提醒我，老子曾言：“五色使人目盲。”黑白两种颜色是中国文化中最为基本的颜色，象征阴阳两种力量。现代的社会，已经足够“色彩斑斓”，在学校里是否可以多些水墨画、毛笔字？让孩子多一份宁静与祥和。我们是炎黄子孙，应该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信心。

我们相信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相信每种文化的尊严和价值，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把自己的优秀文化遗产传承给下一代，同时，也要具备宽广的胸怀，虚心向别的民族学习。

2009年6月26日   初稿

2009年7月7日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