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听邱建生说刘老石（原名刘相波）车祸去世，我非常惊讶，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每隔一段时间能够收到他群发的邮件，我去过他参与创办的梁漱溟乡建中心，认识曾在那里工作过的人，尤其是我认识邱建生，深知他俩都是为中国的乡村建设不遗余力的人。我在博客里转发邱建生写的纪念刘老石的文章，同时也把多年前写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此，向关注中国农民问题的先行者致敬！                 

               走上通往乡村的路

                              吴 蓓

    2004年4月8日北京的气温高达27度,远远超过往年的正常温度,是入春以来最炎热的一天.我应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邱建生的邀请,乘上通往河北定州的火车.临行前我特地看了有关晏阳初乡村建设学校的简介: 70多年前，著名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创者晏阳初，从定州翟城村开始了他领导的产生过世界性影响的“定县实验”。去年，该村村民集体筹资40万元买下废弃的一所中学,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等国内外六家单位,共同启动乡村建设学院。2003年7月正式成立,它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公益事业,坚持”劳动者免费就学”的原则.培养乡村建设综合人才.

大约两年前在一位朋友的聚会上,我简单介绍了华德福教育,这是发源于德国已有80多年历史的西方另类教育.当时邱建生在场,那天因为参加的人太多,我们没有机会认识.后来偶尔会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字.直到去年12月在中国改革杂志社与他重逢,经过我的提醒,他才想起见过我.当时他正忙于开会,交换名片后就告辞了.

就这么匆匆地相遇,却成了我定州之行的起因.邱建生邀请我给当地的幼儿园老师 和小学老师讲讲华德福教育.

出了定州火车站,我坐上开往庞村的长途汽车,到了庞村换上私人的带蓬摩托车,一路颠簸来到了位于翟城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看上去学院很正规,有大门,有围墙,还有传达室,一进去就是晏阳初的雕像,背后的一面墙上写着他的名言, 可四处张望不见人影.我拖着行李满腹疑惑地向里面走去,有几排陈旧的平房,我走进一看都是积满灰尘的教室,大多空空荡荡.平房之间大片大片赤裸的土地,几乎不见绿色.在这似乎旷无人烟的校园,喇叭里播放的歌曲却震耳欲聋,我找到播音室,以为办公室离播音室不远,却只见一个大喇叭躺在地上放歌,旁边的房间又是杂物乱堆,积满灰尘.

颇费周折,快走到学院尽头了,才见到正在兔舍旁忙碌的邱建生和几位志愿者.

巨大的乡村建设学院,仅十来位劳动者,和北京狭小的空间,拥挤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离开北京的前一夜,我站在阳台上看到夹在高楼之间的月亮,心想第二天晚上我就能在乡间田野上,欣赏到庄严的月亮了,月亮属于繁星闪烁的夜空.有机会离开北京,到乡下呼吸新鲜空气,享受美丽的大自然,我兴奋不已.

对乡村生活的向往渐渐被眼前的现实冲淡了.首先是尘土飞扬,每一阵风刮来一层土,门窗,家具,身上,以至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灰尘.空气十分干燥.其次不见山水和树林,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景色单调,比起南方乡村乏味多了.还有村里笔直的水泥马路,活脱像个小型的城镇一角.根本见不到想象中的乡间美景.更为恼人的是清早5点半邻近村庄的喇叭就响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喋喋不休一个多小时.

我惊讶就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邱建生和他的妻子朱小娥一住大半年,毫不动摇,退缩.其他的志愿者来来往往,就连最长久的小宝也只能住上半年.小宝年仅25岁,广东人,个子不高.大学毕业后曾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听说学院需要他的帮助,他立即辞去工作,来当一名志愿者,没有分文的收入.小宝一方面参与学院建设,一方面为当地农民免费培训计算机的使用.村里人纷纷劝他留下,并要为他找一位媳妇,他婉言谢绝,5月份他要离开学院.一天傍晚,我见他在学院里绕一个大圈子走路,走了一圈又一圈.我好生奇怪,一天劳动下来已经是筋疲力尽,他怎么还要锻炼走路?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看农民每天只是埋头劳动,体形都变了.我每天坚持走路是为了保持我的正常体形.”我不禁暗暗感叹,小宝不仅能像农民一样在地里劳动,像清洁工一样打扫卫生,忍受北方乡村的艰苦生活.还能传授先进的科学技术,注意保持良好的体形,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这样的人不是”小宝”,而是我们国家的”大宝”.

    我到的第一天,邱建生让我和小娥一起去村里赶集,为学院买劳动工具,登三轮车拉我俩去的小伙子,起初我以为是当地农民,土里土气的.后来听口音才知道是位志愿者,叫肖青.我不知道他何时来的,却比我早离开一天.平时他言语很少,回北京后我从网上偶然得知他毕业于西南农大，本来在深圳有了高收入的工作。去安徽阜阳南塘村参加支农活动后宣布，他不回深圳了，他要在南塘村蹲点。所有的东西连毕业证书都干脆扔在了深圳。他把自己献给了乡村建设.

 还有两位大学四年级的志愿者,他们已经获得直升研究生的机会,利用论文答辩前的空闲到这里来做义工.来自武汉的狄金华告诉我,他虽然出生在农民家庭,但大学四年中没有做过农活,刚到乡村建设学院时,心想绝不能因为自己是大学生而少出力,第一周他竭尽全力,以至透支了全身的能量,一个多月后,直到现在他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给我看布满老茧的双手,手掌一次次起泡,磨破,出血,又一次次结茧.他生长在湖北,刚来时吃不惯北方的煎饼,现在他已经学会做煎饼了.

 学院里每位志愿者要种地,打扫卫生,做饭,采购等等.凡是需要的事情都要去做.对于男同胞最艰巨的任务可能不是体力劳动,而是去厨房做饭.我去的时候,他们刚刚请了一位村民做饭,这位村民曾当过兵,年纪将近60岁,我们喊他韩大叔.中午一菜一汤,炒菜里放一些肉片.我已经多年不吃猪肉了,甚至不习惯吃和猪肉炒在一起的菜,但面对现实,我必须把菜吃下去. 每一次大叔都是最后一位吃饭,他要看到我们每个人吃饱喝足了,他才安心地吃最后的饭菜.一次他对我说:”我看你今天吃得不多,是不是吃不惯?”我赶紧回答:“吃的惯,很好吃,真的是很好吃.”于是每次吃饭我都会说好吃好香.这是我的真心话,因为在简单的饭菜中有着韩大叔全心的爱.

 有一天晚饭前,我看到韩大叔在和面做煎饼,我高兴地说:”我喜欢吃煎饼,多做一些,明天早饭也可以吃.”大叔听见后拿起桌子上的一张纸对我说:“你看,这是我刚才计算的这两天的伙食费,每人每天已经4元2角了, 其中调料2角.这已经超出了学院规定的4元钱,两斤肉要吃4天.菠菜最便宜,1元能买10斤,但不能每天吃菠菜呀,今天中午炒西葫芦,西葫芦每斤1元2角,太贵.每天晚饭不能炒菜.就这4元2角还没有包括煤气费.”听大叔这么一说,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愧疚,我知道每餐都要吃咸菜,餐桌上4大盆,吃完后再买.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后来我还注意到中午大约10个人喝的汤只放一个鸡蛋,10日我临走那天中午来了12位清华大学的志愿者,菠菜汤里放了两个鸡蛋.

 乡村建设学院最早的一笔捐款来自院长温铁军的个人稿费和演讲费,他拿出了3万元用来支付志愿者的往返路费和吃住费用.一些协办单位表示资助,但目前还没有落实. 韩大叔说学院还希望能把伙食费再往下压.村里的人到外面做厨师每月1千元左右,他在学院每日做三餐8个小时,每月工资450元,他的妻子在劳务市场干活,每天可以挣30元到50元不等,而在学院干活却只能得到15元的报酬.但他说喜欢学院,喜欢听各种各样的人说话.

 如此艰难的生存条件,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邱建生和志愿者们?我刚到时,听说我是在城市里长大,他们骄傲地说他们都是在农村里长大,关心农民问题,农业问题似乎自然而然. 狄金华劝我有时间一定要读读梁漱溟的文章,回北京后我把以前读不进去的梁漱溟的文章翻出来,耐心地读下去,这次不仅读懂了,而且还深有感慨,似乎理解了邱建生和志愿者们,梁漱溟说:”---然而走资本主义竞争的路,则农业是要受到桎梏,乡村是要归于衰落的.在他们那地势那时际,犹且吃得住,索性走上工商业的偏锋,回头再谋救济农村;在我们如今万万吃不住.—--因此除非没有中国建设问题可说;如其有之,正不外谋其乡村的发达,完成一种‘乡村文明’.----乡村向来是在文化上,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全都被都市占了上风的.有知识的人均奔向都市,乡村愈加锢蔽愚昧,亦愈加没人理会,没人注意;因之其所受政治上的压榨与经济上的剥削亦愈甚,---”受过教育的人无论如何要算社会中有力量的一分子,“民族自救的大任.除了我们更将靠谁?须知民族的兴亡广系于乡村的建设或破坏,而其关键正在自家身上,---”

我听说记者调查一所农业大学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得到两个凡是结论:凡是农村学生无一列外不愿毕业后回农村,凡是农村学生的家长无一列外不愿孩子毕业后回到家乡.那么中国的乡村文明谁来建设?另一方面“中国当代部分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出则豪华轿车相迎，入则妙龄美女相伴，乘则必打波音的（喻坐飞机如打的），住则必星级宾馆海景房，吃则海鲜大餐，喝则人头马XO，玩则高尔夫球夜总会。”而在这里我亲眼目睹邱建生和志愿者们为了乡村建设的理想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年华,他们的双脚深深地扎进泥土之中.有的人正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有的人正在慷慨激昂指点江山, 还有的人默默无闻只是弯腰弓背地在播种着中国的未来.你想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

出生于福建省的邱建生199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国营单位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书店里发现了<晏阳初思想研究>一书,当时只印刷了600本.读完后他说他从一名激进的改革者转变为一名温和的改良者,他决定辞去工作,致力于宣传当时还鲜为人知的晏阳初.1996年邱建生来到北京寻找志同道合者,并创办了以刊登晏阳初思想和实践为主的中国乡村网.2001年他加盟温铁军领导的中国改革杂志社,成为一名记者.

去年邱建生从印度访问回来,其中一个收获是”甘地的信仰雨露定然滋润了印度人民的心灵，不管什么党派、宗派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爱着甘地，有很多人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甘地主义者。值得高兴的是，现在我也成了甘地主义者。”我听到后喜出望外,马上向他表示我也要成为一名甘地主义者,并且我正准备翻译甘地的著作.看到他在学院四处奔忙的身影,我想他也是在中国实践甘地的精神.

从学院成立至今,具体事物的主管人仅邱建生一人,他即要决定买多少油盐酱醋米面,又要安排志愿者的工作,即要保持和翟城村的各种联系,又要接待各种媒体的采访.最为麻烦的是一些高级领导的视察.一位志愿者曾亲耳听见某位高级领导的秘书对邱建生说:”小邱,你想好了,明天***要来,你到底搬不搬!”为了高级领导的方便,硬是让邱建生把图书室和展览室搬到办公室旁边,以免这位高级领导多走几步路.于是全体志愿者不得不停工,为高级领导的访问忙碌.结果第二天上午,一个电话打来,说高级领导有事不来了.难怪狄金华对我说:”你要是看到邱建生去年的照片,就会知道现在他变得多么憔悴.有些人只是口头上表示关心农业问题,却不肯离开大城市,几乎没有人像邱建生那样真的到农村长期苦干.”

如果说邱建生和志愿者们是为乡村建设的理想在奋斗,那么邱建生的妻子朱小娥却是为了爱情而付出.她是来自湖北的一位姑娘,才20出头,安静地坐着吃饭时根本看不出她是位农村人,长得白白净净,年轻美丽.她自称是神农架的“野人”.开始我很诧异,有哪位姑娘愿意说自己是“野人”,和她分别后我慢慢回味才觉得她真的是很“野”.她干起活来风风火火,比如说切菜“嚓嚓嚓嚓”,几分钟切完一大盆,她蹬上三轮车“飕飕”地去买菜,她和韩大叔为伙食费精打细算,她还提醒邱建生该买米了,该买饭盆了,学院里的后勤几乎没有一件事她不操心.而她的“野性”最充分地体现在面对指手画脚的领导时表现出来的不亢不卑.如果领导摆架子,她高昂起她的头颅,保持沉默或直言不讳.她不会掩饰自己,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当她面对记者愚蠢的问题时,她干脆说:“不知道.”或反问道:“你说呢?” 她说她没有上过大学,读书少,有人指责她缺少文化修养.我告诉她那些人是瞎子,他们不配说三道四.如果多读书的结果是把人变得唯唯诺诺,俯首称臣,那还是少读书为好.我觉得这么艰苦的环境,连男人都坚持不了多久,而小娥却能毫无怨言的坚守,这是多么不容易.每天小娥的工作量不比别人少,韩大叔来之前,是小娥承担了大部分的做饭任务.可她还说自己没干什么,就是一到晚上想上床躺下,不知怎么全身像散了骨架似的.她勤奋地劳动,却没有分文收入.小娥每天身穿红色的上衣,在单调的学院环境中,她就像是一团火焰给周围人们带来了温暖和欢快.

我从没见她和邱建生当众表现彼此的恩爱,只是从小娥愉悦的表情和忘我的精神中,我感受到他们的深厚感情.我想起一首安徒生作词格里格作曲的歌:

                        茅   屋

在浪花冲打的海岸上,

有间孤寂的小茅屋

一望辽阔无边无际

没有一颗树木.

只有那天边和大海,

只有那峭壁和悬崖

但是里面有着最大的幸福

因为有爱人同在.

                     茅屋里没有金和银

却有一对亲爱的人

时时地相互凝视

他们多么情深.

这茅屋又小又破烂,

挺立在岸上多孤单,

但是里面有着最大的幸福

因为有爱人作伴.

      我觉得邱建生和朱小娥就像是住在茅屋中的这一对亲爱的人.

  学院里我见到的大学生像农民,而农民却看上去像书生.我遇到了两位书生模样的农民.他们提前来到学院,想参加4月18日开始的首届乡村建设人才培训班.来自山东潍坊的马光臣,今年22岁,听别人说他特别崇拜毛泽东,房间里挂着毛泽东的画像.他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从清晨到夜晚不停地大声播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歌曲,吵得周围人忍无可忍.他给我看他写给上级有关部门写的一封信,上面还引用了恩克斯和列宁的论述,他对“公司+农户”的模式提出异议.比如一户农民养鸭,要交给公司每只6元的押金,在不计人工成本,固定资产的前提下,如果是百分之百的成活率,养一只合同鸭的利润是1.5元,而养一只合同外的鸭,利润是7.6元.“每只鸭6.1元的差价正是企业以公司加农户模式迅速积累膨胀的所有秘密所在.”但即使如此,农民为什么甘受公司的层层剥削?他认为农民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弱势群体害怕参与竞争,害怕被市场的汪洋大海淹没.马光臣设想要成立新型农业合作社,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共同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减少风险,增加农民收入.每当有人倾听他的述说时,他就会神采飞扬,飘飘然如腾云驾雾.可以想像在他的家乡,听众难觅.

另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赵枫生沉默寡言,十分腼腆,看上去即没有农民的沧桑,也没有打工者的疲惫,倒像是整天坐在房间里的读书人.临行前他对我说:”吴老师,我不善言谈.听了你介绍华德福教育,我觉得像是听了‘布道’.我是边缘人.但我打算将来办个教育网站,反映我们农民是怎样看待教育的.”

基础教育是乡村建设的一部分.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走向农村介绍华德福教育.讲座前我先参观了当地的幼儿园和小学,物质条件差是在预料之中,但师资的缺乏却出乎想象,幼儿园每班35至45人不等,年龄3岁至6岁,按年龄分班,每班却只有一名老师,没有条件聘请保育员,孩子的入园费每月才30元,入园时间上下午各3小时.华德福教育强调老师要做手工,可是面对一位老师照看40来位孩子,我难以对老师提出任何要求.华德福幼儿园老师必须穿裙子,我带了裙子却觉得穿上不妥.发达国家的教育如何面对中国农村的现实?

我反复思考,改变了原先的一些计划,注重华德福教育中贴近自然,自己动手创造,以及对现代媒体的反思.一位园长说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经费,就要给每个班级买电视,我说千万别买电视,发达国家不少儿童由于沉溺电视,不仅导致身体健康问题,还产生心理疾病,如自我封闭,语言障碍等.华德福教育不仅教室里没有电视,也没有录音机,电脑,他们还动员家长千万别让幼儿看电视.我给他们展示华德福幼儿园和学校的照片,都是孩子们在玩泥土、沙子、木头、水,或者在参与种地、木工、编织、打铁等.没有一件塑料玩具,没有任何高档玩具,农村条件虽然差,但却最符合华德福教育的理想,让孩子拥有丰富健康的感性经历.

在英国我遇到过一位60多岁的华德福幼儿园老师,在40年的工作经历中,她从没有买过一件玩具,班上所有的玩具是她亲手一件件地做出来的,她说这样做可以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精神,不依赖外界,不依赖金钱,用我们的双手来创造需要的物品.这次我从北京带来了裁缝店里的下脚料----碎布头,还带了棉花,请老师们带上针线和剪刀,用废报纸剪出纸样,我教他们做了英国民间传说中的小矮人,做完后欣赏着大家的作品,每个小矮人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老师们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么简单,却又好看.我问她们平时在家做针线活吗?她们说不做,衣服都买现成的.真没想到连农村妇女也放弃了针线活.

在乡村建设学院,我遇到一位果农张中山,他种果树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当时他正在给桃树浇水,他告诉我,种好果树除了书本知识外,一定要善于观察,比如说给树浇水,一定要掌握时机,浇早了,树还在冬眠,会把树害死,浇晚了树已经长出大片的叶子,这时大量的水分对树的成长也不利.

树需要水分,就像孩子的成长需要老师传授的知识,但一定要掌握时机.提前灌输知识会扼杀孩子的生命力,并可能导致孩子今后对学习的厌倦.错过了最佳的学习时间,就会事倍功半.要想了解每位孩子的成长需要,老师和家长就要学会观察孩子,就像农民种地、种树、随季节、气候、植物本身的需求而因才施教.

临别前夕,邱建生请校长,教导主任和我在学院共进午餐,他们说我的讲座受到老师们的欢迎,问我能不能多住几天,什么时候再来,下次来要请我上家里坐坐,我笑而不答,不知道何时能够再来,但我会再次踏上这片土地.

那里没有乡村美景,没有绮旎的自然风光,但那里有脚踏实地的自愿者,有淳朴智慧的农民,有渴望学习的老师们、校长们和园长们,还有眼睛闪闪发亮的孩子们,他们红扑扑的脸蛋映现出太阳的光芒.                                         

                                      2004年4月14日 初稿

                                      2004年4月20日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