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永不止息

----与相波的爱在一起

    像放电影一样，这两天，与相波在一起的影像不断地从脑子里闪过，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上网的时候，他好像就在旁边的样子。他去世头一天晚上，我还梦见他穿着白衣服，一身的白，在找教室听课。早上醒来，隐隐感觉这个梦不是什么好梦，晚上，在天津武警医院的十楼楼梯口，就听到了相波心脏停止跳动的消息。上帝终于还是没有听我的祷告，这么多天不住的祷告，上帝没有挽回我的好战友的生命，这么年轻的，这么富有力量的生命。相波不相信上帝，但我祈愿上帝祝福他的灵魂的生命，他在上帝的乐园里。

    上个世纪后半期，我完成了从革命青年到改良青年的转变，几度上京寻找同道。在我第二次进京时，与相波认识，第三次进京，与相波成了同事。在中国改革杂志社这个平台上，我们一道参与农村版的创办，举办乡村建设沙龙，组织大学生支农调研，到矛盾重重的农村采访。直到2003年夏天我到河北筹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我的精力重点放在了学院的建设上，相波则继续组织大学生支农调研工作。在农村版遭遇变故后，他在京注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将大学生支农调研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开始农村发展人才的培养工作，同时其乡村建设的视野有了更广的拓展，农村合作社人才培养和推广，生态农业，公平贸易，工人权益，他把农村发展人才的培养和大学生涉农社团的培育与上述各项工作有机结合在一起，他在青年与农村，城市与农村之间架设了一座桥，这座桥的畅行无阻将使中国“这棵老树上长出希望的春天来”。

    创办农村版的时候，相波刚开始到天津教书不久，我则先在杂志社呆了几个月。那时候农村版的筹办是在北京皂君庙的一个套间里进行的，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如相波和我，因对农村的共同关注而挤到了这个小小的套间里，相波还住那。那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好似在培育一个新生的幼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彻夜讨论刊物的方向使命，到处寻找拜访有志于为农村服务的人，相波三天两头就往北京跑。要知道，这可完全是垫钱的活儿，没有一分钱收入的。在以后乡村建设的各项工作中，相波基本上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全力参与的。这最初的交往，相波纯粹的理想主义令人印象深刻。

    这个时候，相波是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他对农村的恶的讨伐是很厉害的，有时候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但同时他对农村的弱势人群的爱则是相当地深切，他的这种爱促使他带着支农的大学生奔赴乡村。在三农问题正成为社会热点的时候，相波作为一个行动者的本色体现出来，他不再坐而论道，而是走在了寻找解决问题的实践之途上，他的这种视野和行动力在当时即走在了绝大多数学者的前面，以后更是把许多行动者也抛在了后面。

    农村版创刊完成后直到他离开杂志社，相波在名份上都是一个兼职编辑，因他同时还是天津科大的教员，但他在这平台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却强于我们任何一人，他同时身兼三职：记者部主任，上访接待负责人，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总协调。相波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尽管事情那么多，但啥事他都要亲历亲为，直到现在，我都还会感慨他那使不完的精力，换作是我，早就累趴了。

    九十年代后半期，农村各方面的矛盾深化，大量从全国各地来的上访农民云集北京，而各种媒体是他们重要的伸冤通道，当时农村版打出“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口号，吸引了很多四处投诉无门的上访农民，杂志社的走道里和会议室里经常挤满了前来求助的农民朋友，而相波是他们最知心的朋友，他带他们去吃饭，领他们到宿舍来住，有时候，他还做饭给大家吃，他最拿手的大块头土豆炖肉，至今让我印象深刻。更多的时候，相波帮着大家联系法律界的志愿者，到实地去采访了解情况，相波的整个心思都用在了怎么切实地为农民解决现实的需要上。这个时候，相波是农民权益的一个坚强捍卫者。

    相波在设计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时候，强调的是大学生到农村去塑造自我，先有大学生自我意识的重塑，才有支农的可能。他刚到大学教书的时候，对大学教育还是有所幻想的，但他的这种幻想只存在了一年就在现实中破灭了，传统的大学体制视他为异类，他只能寻找其他的平台引领青年学生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求真知。在农村版，他找到了，这个平台给了他动员全国各地大学生到农村去与农民为伍寻求真知识的机会，他充分利用了这机会，到2004年他离开杂志社，全国各地的大学已建立了将近两百个涉农社团，一万余青年学生投身到“塑造自我，建设农村”的洪流中。

    2002年国庆期间，相波带着北京和武汉几所高校的学生到湖北房县调研，他的爱人和我亦一同前往，我在这里认识了我未来的妻子，他则在这里认识了三岔村以向昌海为代表的几个农村精英，以后他从大学生利用假期开展支农调研向扎根农村进行切实的乡村建设实践，就是从三岔村开始起步的。一个多月后，我们沿湖北的潜江、枝江、宜昌，穿过神农架到房县，采访农村的民主选举和“三农人物”，我则顺道看了一下我的心上人。这一路，我们在大巴上纵谈古今，我还有印象的，是我们在神农架的盘山弯路上，争论过关于信仰的话题，我那时候在慕道阶段，他则对我的关于信仰的追求不以为然，为此，我们大大地争论了一番。以后，我们关于信仰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过，他这个学哲学出身的政治经济学教师，要转变他的唯物论思想还真得费点功夫。

    2003年的这个春节，我们是一起在河北的翟城村度过的，一块的还有来自全国十七所大学的二十个学生。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办缘起，可以追溯到这个时间点。我在大年三十晚上坐火车前往房县把心上人接到北京，相波则在大年初三以后带着学生在周边县市农村开展调研工作。我们再一次回到翟城，是在四月初，非典之前，我们到河北衡水采访农村土地问题，回京的时候路过翟城，我们头一次看到日后晏阳初学院挂牌的那所废弃的中学，那时，晏阳初的塑像正在安装中。

    我们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发生了非典，我们躲在四道口附近的出租屋里，两个月不怎么出门，我忙着谈恋爱，他忙着整理各地的上访材料。非典后过不了多久，我就搬到了河北农村，他则继续在北京指导各地的支农调研工作，接待上访人员，同时开始在农村建立支农调研的根据地，原来进京上访的农民，在他的感召和引导下，回到家乡开始新乡村建设工作。他们从“哭着维权”向“笑着乡建”的转变，相波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往后，我的大部分时间呆在了基层，从河北到海南再到福建，回北京的时间少了，我们一年中的几次见面都是在开会的时候，或者在北京，或者在其他的什么地方，他的摊子越铺越大，工作越来越有深度，他本人则越来越淡然，不再轻易和人争论地面红耳赤，但保持着孩子般的对人的好坏判别，用谁是好人谁人坏人来评断，他去世前一个星期我还说他在这方面像三岁小孩呢。但他的真实和坦诚恰恰体现在这。今天早上还看《圣经》，刚好翻到耶稣为小孩祝福的话，耶稣说：在天国的，就是这些小孩。这么几天来，我都在祈祷，愿上帝接纳相波的灵魂。相波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如孩子一般的性情，他的大爱，是上帝所喜悦的。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永不止息。相波是这个时代爱的象征，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的爱促使他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学生和农民中间，他以他的坚忍和如火一般的热情感染着改变着周遭的一切，他的爱的种子也已在全国各地发芽，有些已结出丰硕的果实。在我们这个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精神的时代，相波超越家庭朋友族群的博大之爱是这个时代的光，我们沐浴在这光里，将他的爱传递下去，是对相波最好的纪念，愿我们在他的爱里携手，与他的爱一同前行。

                                                      邱建生

                                                     201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