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十年前写的文章了，那时还有时间关心环境问题，现在的精力全部给了儿童教育。    

                                   “我在为农民服务！”

                                          吴  蓓

我国的国家自然保护区部分位于贫穷落后的山区，自然保护区的职责是保护珍稀物种和生态环境，而当地的农民却要依靠保护区的自然资源维持生计，这样的矛盾常常会严重破坏保护区的功能。一方要吃饭，一方要保护，怎么办？

                                      冲   突

贵州省威宁县草海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处人员邓仪和当地农民孔令吉就曾经是一对冤家，十年前当地农民还叫不出邓仪的姓名，但一提起烧渔网最多的那个人，孔令吉总是恨得咬牙切齿。

当时，农民的生存极为艰难，在海拨2200公尺的高山上由于高寒，农作物产量很低，再加上人口的膨胀，收获的土豆和玉米不仅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还时常被黑颈鹤或其它鸟类争食掉，他们知道草海是保护区，但饥肠辘辘，人都要饿死了，哪还管得了为子孙后代保护生物多样性，家家户户几乎都在草海里撒网捕鱼，靠着卖鱼的钱买回粮食度日。

邓仪是在代表国家行使保护草海的职责，他不能容忍农民在草海里捕鱼，捕鱼违反了保护区的法规，他有权阻止和干涉农民的捕鱼行为，他不停地在湖面上寻找渔网，一旦发现就没收烧毁，任凭农民怎样苦苦哀求，他毫不留情。“我是执法者，你们必须服从”邓仪想，如果村民顽固不化，他准备不怕流血，要和破坏草海的农民坚决斗争到底，

孔令吉认为农民们有苦无处诉说，没有谁愿意站在他们的立场想一想，没有饭吃怎么办？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天天能吃到白米饭，农民们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白米饭。他们从来体会不到挨饿的滋味，这多不公平！孔令吉和几位大胆的农民把大家召集起来，共同商议如何对付邓仪这样的管理人员，烧掉一个城里人看来不值钱的渔网，对贫穷的农民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们要报复管理人员，让他们尝尝农民的厉害。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邓仪和其他管理人员像往常一样在湖面搜索渔网，突然发现前方100多条渔船排成一列向他们逼进，那气势汹汹的架势，像是梁山泊好汉，农民们个个手里拿着石头、棍棒、甚至还有斧头，带头的就是邓令吉，他扬言要把保护区的船砸了，“我们连饭都没的吃，还来烧我们的渔网，还让不让我们活下去？”当年的邓仪血气方刚，“你们破坏环境，我们就要管！”在其他工作人员的劝说下，邓仪他们保护区的船暂时回去了。邓仪不服气；你们人多势众，下一次我还可以请林业公安，甚至武警来对付这帮只知吃饭不知保护的农民。

孔令吉和农民们也在商议，如果公安、武警都来，组织妇女，儿童在岸上拦住他们，男人们专门在水面上和他们斗争，为了能够吃饱饭，豁出去了。

然而大规模的正面冲突还没有发生，邓仪却被农民们结结实实揍了一顿，那天他看见有几小孩用石头驱赶野鸭子，邓仪怎么劝说也没有用，情急之中，他用猎枪向天上鸣枪警告，没想到被激怒的村民一涌而上，夺下他手中的枪，用枪托朝他身上乱打一气，拳打脚踢之后，邓仪被送往医院，躺在病床上整整休养了7天。

邓仪从来没想到自己可能会错，他认为法律、正义在他一边，保护草海是为了农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是为了中国，甚至全人类，即使被村民乱棍打死，他也无怨无悔。

孔令吉告诉村民反正不斗争就得饿死，大家要团结起来，绝不让步。如果农民和保护区的冲突继续发展下去，结局一定是两败俱伤，然而转机来了，草海的重要性吸引了外国专家。

                                         和  解

94年国际鹤类基金会与草海自然保护区开展合作项目，引入资金建立村寨发展基金，帮助农民寻找多种生存方式，每个村的基金由农民民主管理。如簸萁湾的77户农民，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9个人管理这笔基金，同时还列出“村寨基金管理条例”，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村长、村支书也不例外。

农民们拿到第一笔借贷400元，自己选择如何投资，有人做苞谷酒，有人养猪，有人烧砖瓦，有人买来爆米花机，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贫穷几近绝望的农民，第一次真正有了自主权和决定权，他们从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中获得了信心，按期连本带利还清贷款，然后再申请第二笔借贷。

邓仪是首批参加合作项目的中方人员，他说：“报纸上把自然保护区与社区扶贫相结合，把农民放在农村发展和自然保护的中心位置的做法称为‘草海模式’，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草海思想。模式是方式、方法，而方式、方法是基于一种新思想或新观念。”

国际鹤类基金会副主席吉姆·哈里斯说：“我们所采取的方式不是试图说服或者强迫当地居民支持自然保护项目，仅仅使野生动物受益，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为了自然保护首先应当解决人们的需要。我们认为，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工作是制订一些既可改善当地人们生活水平而又不使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政策和方案。我们的项目需要提供实际效益以协助解决资源和人们需要的切实经济问题。”

参与合作项目的经历促使邓仪改变了看问题的视角，不再是高高凌驾于农民之上的国家和法律的代言人，而是如何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的服务者。保护区内有一位老太太，儿子和儿媳都因病去世，留下2个年幼的孙子，老太太每次见到邓仪，都要骂骂咧咧，邓仪对她特别反感，甚至有些厌恶。然而有一次黑颈鹤吃掉老太太地里种的土豆，邓仪亲眼目睹了老太太痛不欲生的号啕大哭，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如果他是这位老太太，不也会一样痛恨黑颈鹤？一样痛恨保护黑颈鹤的邓仪？是谁养育了我？不正是这些贫困的农民才会有我每月的固定收入，实际上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不但不知感恩，还把他们当作被统治者，向他们发号施令，从今以后，我要改变态度，真诚地帮助他们。

吉姆·哈里斯认为： “考虑到自然保护区与当地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感到应让农民自己尽可能多地决定对他们的经济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的资源利用活动。只有当他们感到自己可以确定自己的资源利用时，他们才会真正地为保护其资源做出行动。” 草海自然保护区既是国家的，也是属于世世代代生息其中的农民的，把自然管理的权力部分归还给当地的农民，环境不但没有破坏和退化，反而保护得更有效，更完善。

每个基金组启动前都必须经过保护区管理处的培训，保护草海自然资源是主要培训内容之一，除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外，每个成员必须为保护区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很多基金组经过讨论后作了一些规定，如有些小组规定每人每年种20棵树、200株芦葱花(一种水土保护植物)，以保护水源、草海湿地和鸟类等生物资源。在开展过基金的村寨，禁渔期到来时，听到管理处的禁渔宣传，就自觉地收起了自己的鱼网，主动配合保护区管理好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甚至有一个村庄的农民，为了阻止采石队开采矿石，竟然坐在了炸药上，准备不惜以生命来保护他们的自然环境。

觉    悟

村寨基金会民主管理方式，激发了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农民和官员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独立个体。以往总是上级领导向农民宣布某某决定，要求他们如何去做，如果那位农民有自己的看法要说出来，就会遭到训斥：“是你懂还是我懂？是你说还是我说？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一连串的指责，农民哑口无言。甚至接受新华社采访的农民，因为说出当地超生的真相，事后遭到殴打。但农民渐渐挺直了腰杆，不再惧怕当权者的淫威了，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如每次交各种农业税时，他们要问清楚，为什么要交？根据何在？几位讲真话的农民被打后，并没有被吓倒，新华社记者第二次采访，照说不误。

曾是邓仪死对头的孔令吉现在成了环境保护的积极分子，他向村里的孩子们布道：“地球是生命的摇篮，是我们共有的家园，保护好环境，防止它受到污染和破坏，这是关系到人类子孙后代的大事，同学们，人是地球之子，人存在地球上与地球环境一起发展。我们不是听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上一辈给我们讲过故事吗？当时我们的环境很好，森林很好，在57~58年的时间，国家搞了钢铁大跃进，砍伐森林来炼铁，这时我们的环境开始遭到破坏。由于人们的贫困和思

想落后，继续砍伐森林来做生活燃料，森林砍光了水土开始流失，我们的土地也廋了，所以导致我们的贫穷，为什么呢？因为肥沃的土壤被大水冲走了，冲到草海里，淤积了草海，导致草海的消失。所以我们通过这些认识，必须保护好我们的家园，把草海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给全人类。”一位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水平的地道农民，不仅胸怀全人类，还具有历史的洞察力。相信农民，一旦他们当家作主，他们有足够的智慧保护好自己的环境。

为参加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孔令吉和邓仪一起来到北京，他置身于巨大的城市中，既惊喜、兴奋，又觉得自己不像一个人，或不是一个人，好像根本不存在那样。他的感觉令我们城里人羞愧，我们时常为马路拓宽延伸，为高楼大厦、为五星级宾馆而骄傲自豪，真的，却从来没有想过，城市急剧的膨胀和现代化，对于贫穷的农民意味着什么？每年贪官污吏挥霍浪费、大吃大喝耗去纳税人多少血汗钱，如果把这笔钱拿去建立村寨基金，建立民主管理的程序，能帮助多少像孔令吉这样的农民免于饥饿。政策的失误、专制的管理方式、错误的指导思想可能是环境破坏最大的根源之一。

有人问邓仪：“你这些年在做些什么？”邓仪说：“我在为农民服务。”这人好心地劝他：“这年代，谁还为农民服务，人人都在追求金钱、房子、权力，你可别再跟别人说你在为农民服务，人家当你有毛病。”另一位同学得知邓仪拒食野生动物，惊叹道：“你千万别到处张扬，人家还以为你脑筋有问题了。”在金钱与权力成为时尚潮流的社会，挥金如土，大吃大喝，摆阔斗富成了理所当然的正常，为社会底层的贫穷农民服务，却成了社会的一小撮边缘人，成了被人嘲弄的对象。

“我在为农民服务。”邓仪为此骄傲，他不怕失败，不怕困难重重。但面对年幼的儿子，他却感到无奈，为了让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只得把孩子送到住在城里的哥哥家，他和妻子忍受着与爱子分离的痛苦和思念，坚守着保护环境的理想。像邓仪这样的年轻人，以及他们身后十亿农民才是中国富强的真正希望。

                                                                 2001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