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我的伯伯写他对祖父母的回忆，也就是追忆我的曾祖父母。我读后不仅仅是了解到我的曾祖辈，以及那个时代的烙印，还深深的感受到我是有来历的，属于几千年源源不断的吴氏家族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至诚感谢我的伯伯保留下这段珍贵的记忆。 

四   祖   记   略

吴继安

所谓四祖，是指我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和外祖母。我们山浪人（苏州吴县洞庭山人通常称自己为山浪人），叫好公、好婆、外公和外婆。

所谓记略，是由于我对他们的情况，实际上并不太了解，所以只能把我知道的或听说的点点滴滴，凭着相隔几十年后的残缺回忆，记录下来，以纪念先人，并留给后人。

     祖  父  篇

我的祖父叫吴明矩，生于朝清同治年代。他幼年在家乡苏州吴县洞庭东山地区的武山西泾头老家渡过。在家读了几年私塾后，十六、七岁就去苏州城里的当铺学徒。满师后到嘉定南翔镇上做了朝奉1。几年后又转去杭州城里清泰门附近的一家当铺。光绪三十一年夏，祖父四十多岁时，因患时疫客死杭州2。

祖父去世时，父亲才十岁。祖父生前又在杭州工作，父亲姐弟随同祖母住在上海，一年难得见到一两次。所以父亲对祖父的印象不深，生前也就很少说起祖父的事。说也惭愧，就连祖父的大名，我还是前几年拿到家谱后才查阅到的。至于祖父的尊容，我更是连一张照片也没见过。但是对于祖父的家乡和祖父的先祖，还是有不少情况可以记述的。

祖父的家乡武山，古代曾是一个位于太湖之中的独立山岛。它位于洞庭东山(当地简称东山)以东，介于东山和苏州濒湖地区之间，扼苏州经陆路进入东山之咽喉。全岛最高海拔三十六米，有六公里周长的岛岸。后来因湖中泥沙淤积，便与洞庭东山日益接近，以至中间只存一水之隔，水断而桥连，两岛几成一体。                              

武山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后期就得到了开发。当时，吴越两国交战，吴王听说越军士兵不识老虎，曾有遇虎而逃的传闻，就命部下饲虎于此，故得名虎山。到了唐代，因避唐高祖父讳3，乃改名武山。武山北麓有西泾港通太湖，所以武山又名西泾山（近年来当地多以西泾山见称，很少再有叫武山的）。西泾头便位于西泾港的上游，在西泾山北坡的山脚边。

祖父是西泾头吴氏家族的第二十一世族孙。这个家族的始迁祖吴啸麓，在南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为避元军大举南下时的战乱而携家自苏州盘门外吴门桥附近迁徙而来4。到了明朝中叶，这个家族已发展成为当地的一个望族，子孙纷纷自立堂号，连片建造深宅大院，据说多时曾达二十余个。祖父便是其中诚德堂的后人。诚德堂是明朝弘治年间由祖父的十四世祖吴天襘建立的，吴曾任当地粮长，有过很多义举。至今还作为当地保护文物的具区风月桥(俗称渡水桥)，就是他出资建造的。渡水桥沟通了武山和东山之间的交通，方便了两山居民的来往，为乡民所传颂。清朝康熙年间，吴氏族人大量出走外乡5，以后回归故里的子孙为数极少，家族由此衰落。祖父的前辈，是诚德堂后代中回归故里的仅有两个支系之一[２]。不过这时虽然诚德堂院落还在，境况已今非昔比。祖父十几岁就进城学徒，也就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家境。

                    祖  母  篇

我的祖母姓翁，生于前清同治年代。她的名字我不知道。我想，也许祖母从小就没有正式的名字，因为那个年代出身于一般家庭的妇女，往往就只有一个乳名，结婚后就在原来父姓之后加个氏字，前面再加个夫家的姓，像我祖母就叫吴翁氏。即使在她去世后的花冈石墓碑上，也只是刻着由我叔父用魏碑字体书写的“吴母翁太夫人之墓”八个大字。

祖母是嘉定南翔镇人。嘉定过去归江苏，现在是上海的一个区。据说祖母的是开砑行[３]的。南翔镇因棉布而兴市。清末洋布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后，南翔镇也因土布业的衰落而市面一蹶不振[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布业萧条，砑行首当其冲，纷纷关门大吉。于是这个祖先从徽州过来的翁姓人家，到我祖母的父亲手里，已无家产可言。祖母从小就没有读过书，大字识不了几个，但是一手针线活却很出众。

据说祖母和祖父的结合是自由恋爱，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当铺和砑行相邻，双方认识了，有了那层意思。女方的父母对这个来自洞庭山的小朝奉印象还不错。祖父不敢自己作主，就回家禀报父母。结果却遭到了否定，理由是，山浪人历来只找山浪人结婚，更谈不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消息很快传到女方祖父耳里，火了。他对儿子说，“去把小朝奉叫来，不是我的孙女非嫁给他不可，山浪人只找山浪人，叫他回去问问，翁巷算不算山浪的”。后来才知道，南翔翁家的先祖, 早先出自洞庭东山的翁巷。翁巷的人去了徽州经商，定居了，有了后代。后代又有去了南翔的，又定居了，还开了砑行。其实，翁巷就离东山渡水桥西堍不远，是东山很有名的一个村巷，住在武山的人是没有不知道的。结果呢，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祖父和祖母还是结婚了。

婚后不久，祖父母就告别了南翔来到杭州，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住了几个月，祖母有了身孕，身子不适，再加上在杭州举目无亲，又听不懂杭州城里的那种官话[５]，就执意要回南翔。最后把家安到了上海。这也许在当时只是一种无奈的折衷[６]，而对我们后辈来说，却是影响深远，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一步。

祖母在来到上海后的第一个家，是在闸北苏州河边，新闸桥和舢板厂新桥之间[７]，住的是那种上海地区最早期的石库门砖木结构连排房，和英国租界隔一条苏州河相望。祖母的四个儿女都是在这里出生的[８]。据父亲回忆，离家门口不远就是苏州河。那时河水很清，两边还没有建石驳岸，人在河边就能捕到虾蟹，拉网钓鱼的也很多。往北都是农田、农舍和坟茔，还有化人滩[９]。这一带都是父亲童年时与邻居少儿常去的地方，他们一起偷摘农家的无花果，白露前后就打着灯笼钻在墳堆里捉蟋蟀。父亲还回忆说，住在苏州河畔的年代里，每年最高兴的事，莫非就是河对面大王庙的庙会了。大王庙是座道宫，位于现今新闸路成都北路口的东北端地块上，香火很旺，过往苏州河的船民，都要下船到庙里烧香磕头，祈求老爷保佑平安。庙会每年要举行几次。每当出庙会的时候，鞭炮响过后，就有穿着古装的大队人马出行。队伍中，有人踩着两人高的高跷行走，有人在小臂上吊挂着香炉或大锣，还有人吹吹打打，一路有说有笑，好不热闹。父亲和一群同龄孩子，有时鞋也挤丢了，就光着脚板跟在队伍后面，定要等到天黑人尽时才肯回家。

祖母带了孩子在这里渡过了十七、八个年头。日子过得不算富余，但也过得去。祖父按时把钱带回来，祖母在家操持家务。父亲十岁那年，这里要拆房筑路了，就另租了泥城桥北堍新造的华兴坊一套单间两层的石库门房子[１０]。比起老屋来说，华兴坊当然好多了。正当全家高高兴兴地忙着搬家时，天有不测风云，祖父突然在杭州病故。家有四个孩子，又要张罗搬家，祖母无法成行。杭州那边不见人来，棺材很快就埋了，祖母最终还是没去成。面对如此巨大的突如其来的打击，作为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小脚女人，祖母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毅力，把家庭的重担独自挑了起来，从而开始了一生中最困难的七、八年。

搬家后的第二年，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大姑母出嫁了。大姑夫也是洞庭东山人，叫李嵩葆，英商晋隆洋行的职员[１１]。在这困难的岁月里，祖母带着才十五、六岁的二姑母，凭着夜以继日地做针线活挣来的微薄收入，历经千辛万苦，不仅养活了全家，还坚持把我父亲和叔父送去读书，这在当时是非常难以做到，也是非常有远见的。由于劳累过度，祖母得了眼病，经常红肿流泪，迁延终生。后来又得了肺痨[１２]，也没能及时治疗，以致日后多次发作，久治不愈。

又过了两年，我少小懂事的父亲十三岁时，听人说浙江湖州有教会学校可免收学费，于是就说服了祖母，只身乘船来到湖州海岛学堂上学[１３]，祖母为此还哭了几天。这一年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父亲到校不久，就传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的消息，三岁的宣统皇帝登了基。同时，父亲又结识了刚毕业留校任教的湖州菁山人黄墨林。这位年轻热情的老师，很快就和那个来自上海的文绉绉的白净书生——我的父亲熟识了。他在半年之后，就来到上海华兴坊我父亲家中作客，和我祖母、二姑母她们也都相继熟悉了。她还曾怂恿二姑母，到同在湖州海岛的湖郡女塾读了一年书。始料不及的是，黄墨林的出现，竟然成为了祖母一家日后命运改变的转机。可以肯定地说，从此之后，祖母一家人的命运，都将与黄墨林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三年后，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了，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接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黄墨林在听到消息后，星夜离湖急赴上海，在祖母家里住了两天，就火速乘船赶往武昌，投身起义军队，并被当时湖北革命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亲自任命为前线督战员，参加了保卫汉口的战斗。不久他又被选中为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侍卫队长。汉阳失守后，他随同黄兴一行回到上海。途中，黄兴为黄墨林取了首民的名字[１４]。一年后，黄首民登报声明与湖州乡间的前妻离婚，在上海和二姑母结了婚[１５]，成为了祖母的二女婿。

从此，祖母一家也就逐步地告别了最困难的时期。黄首民1913年赴美留学前，在虹口提篮桥附近的景云里[１６]，租了一套面积较大又带有厢房的两层石库门房屋，祖母带了我父亲和叔父也一起住了过去。

以后二十多年，祖母在一直住在二姑母家，直到1935年六十七岁时，因肺痨复发而去世。在祖母的辛勤栽培下，父亲和叔父都受到良好的教育。父亲吴成栋[１７]自湖州海岛学堂毕业后，进入苏州东吴大学，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赴美国入丹佛大学，毕业后，于1928年回国。1930年与母亲结婚，生有我们姐弟三人[１８]。叔父吴成柱[１９]自交通大学毕业后，毕生从事电信工作，1926年结婚，婶母姚启明是二姑夫黄首民海岛学堂同学的妹妹，湖州南潯人，生有两女两子[２０]。

祖母一生笃信佛教，房中常年供奉观世音菩萨。家庭生活的最终走出困境，促使她更加坚信是有菩萨在暗中保佑。父母亲婚后曾多次接来祖母同住，以尽孝心，可是祖母心中，总是惦念着自己房中的观世音菩萨无人供奉，于是住不了几天就急着要回去。

经历了多年苦难生活的煎熬，祖母对子女更是关爱倍之。对于父亲的婚事，曾有过一段有点心酸但又值得回忆的插曲。父亲在美国期间，曾与一位与父亲同学的美国小姐相恋。父亲寄回了一张两人合拍的照片回家，请求祖母同意[２１]。照片的背面写着，“謹赠母亲：同影者哈曼梨女士。女士德貌均好。作为儿子媳妇，大人亦赞成否。男栋，十六年正月”[２２]。祖母获悉儿子要娶洋媳妇，坚决反对，就和二姑母合谋，写信给父亲称，母病重，速归。父亲不知有假，赶紧了结学业，回国探望。待到见了祖母后，才知中了计。但在祖母和二姑母的一再劝说下，父亲终于还是决定结束已经长达九年的留美生涯，回到了祖国，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祖母的身边。从而也给那件只差一步就将完成的跨越太平洋的中美联姻，打上了一个令人为之扼腕叹息的句号。

还有一件趣事。父亲回国后，经人介绍，与正在中西女塾教书的母亲相识了。当时母亲打算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有过独身的想法，所以没有很快同意结婚。而祖母却对这个有着大学文化、又同是洞庭东山人的陶小姐颇有好感。但也只能是隔岸看火烧，心中暗着急。一天祖母病了，侄女继鹤来家探望，说起要回东山几天，祖母就托她到山上庙里去求个签。继鹤回东山后，真的遵照祖母意旨做了，上香烛，磕头，摇签，结果摇出了一支上上签。祖母得知后，高兴得不得了，病也好了。我出生后，祖母还托兰生伯父母回东山时，请先生为我取了个叫新观的名字，可惜我一直没用过。

由于祖母去世时我还不满两周岁，所以我已没有她生前的印象了。我见到过她慈祥地抱着我拍的照片。她的“标准像”，更是在我家墙上挂了好多年。但在她去世三十多年后，我却意外地见到了她的真容实貌。那真是一次难忘而又可怕的经历。1967年春节，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红卫兵扫“四旧”，造反派夺权，天下大乱。当时我妻帼光正在奉贤农村巡回医疗，我就独自去了长桥新村岳父母家拜年。乘50路公交车来到吴家巷下车后，只见眼前一片狼藉。丝绸碎片满地，纸片随风飞扬，原先用来缝嵌在妇女衣裙上的彩色珠片和踩碎的珍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惊诧之余，我立刻意识到，肯定是车站旁的中国公墓被盗挖了[２３]，而这里正是我祖母、二姑母和父亲长眠的地方。当年我在上海中学念书时，因学校与公墓只有一路之隔，便常与同学躲进环境幽静的中国公墓温习功课，所以对墓区内的大道小径都很熟悉。于是我就不假思索地踩着满地的破纸烂片，急忙走向她们相邻的墓地。那知还没走到，眼前出现的情景简直把我惊呆了。远远望去，身穿黑缎寿衣的祖母，脸朝着南方，斜躺在已被挖开的墓穴中。我战战兢兢地走近一看，棺材早已不见了，祖母的尸体被倒了出来。三十多年过去了，可能是由于棺槨的质量还算讲究，墓地也还干燥，遗体一点都没有腐烂。前几天刚下过雨，祖母的身下还有些积水，但祖母的面容，除了眼睛紧闭之外，就跟生前照片上的一模一样。在祖母墓地东南角上埋葬着我父亲骨灰盒的地方，显然还无人问津。那块由我自己设计的白色大理石的书本状墓碑，还是静卧在原地。而西侧二姑母墓穴的命运，就和祖母的一样。只是二姑母的遗体在被倒出时，脸朝下背朝上，所以全部浸泡在积水中，看不到面容。环视整个公墓园区，空无一人，万籁俱寂。寒风中，我独自伫立良久，真是思绪万千。我喃喃自语地说，祖母啊，祖母，你能想到吗？三十多年后，你心爱的长房长孙，你亲昵地叫他小猪猡猡的我，竟是在这样的场景下和你再次相见。大约半个月后，我又去了一次公墓。这时，尸体都已被移走了，但公墓中的大小石块，也都不见了踪影。冬日的太阳没有送来一丝暖意，任凭几株歪歪斜斜的树木，在风中凄苦地摇曳，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着它们曾亲眼目睹的这一切人间不平[２４]。

和祖父一样，祖母的亲戚也很少。姓翁的只有祖母哥哥的儿子翁长林，我们都叫他翁伯伯，他们一家抗战时期曾和我们住在一起[２５]。另外，在祖母的晚年，她还认了一个干儿子江阴人陈慰慈(字正平)，是二姑夫和父亲的同事，个子很高，我们就叫他长伯伯。兰生伯父母的幼女继樟，就曾由他领养而更名为陈首英(八十年代中期又恢复原姓名)。南翔那边大概早已没有亲戚了。尽管祖母一生都认定自己是南翔人，但后来她也一直没有回去过。也许，多少年后她还在暗中想着，为什么山浪人就不能娶南翔人呢？你看，这结果也不是蛮好吗？

                    外祖父篇 

我的外祖父叫陶德生，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富商家庭。外祖父也是洞庭东山人，不过在他出生之前，祖辈来上海定居至少已有三四代了。按照山浪人的规矩，外祖父年轻时也曾被送去南货店里当过学徒，但是后来一生也没有涉足过南货业。在从青年到中年的二十多年里，外祖父一直无所事事，在家游荡赋闲。他乘坐着二十世纪初上海刚有的门把和车灯电镀过的进口马车，在南京路上挟妓飞奔，成为当时上海滩上名噪一时的陶三公子。直到积蓄耗尽，家道中落后，他才大梦初醒，凑钱开了一个作坊式的工厂，叫上海东方化学工业社。外祖父于1943年去世，终年六十三岁。

外祖父的祖上，大约是在一百多年前从洞庭东山来到上海的，起初经营沙船业[２６]，并迅速发展到拥有几十条沙船的不小规模，成为上海商船会馆的唯一东山籍会董[２７]。沙船主要跑天津，去时运漕米[２８]，附带运一些棉布，瓷器，白糖和茶叶，回来时转道关东和山东，装大豆，豆饼，花生，木材和海产干货。船队在一次回航途中突遇大风，损失惨重。又时届太平天国占领东南半壁，漕粮无从征收。加之鸦片战争后外国轮船业进入中国沿海，船速快，装载多，又受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沙船难与匹敌。于是外祖父的先辈当机立断，卖掉了剩下的船只，在新兴的英国租界大马路上开设了专营西洋百货的大新洋货号[２９]，批发零售兼做，因经营得法，很快就成为同业中的佼佼者。外祖父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上海早期洋货业富商的家庭中，住地也已由南市的大东门迁到了北市的七浦路[３０]。

我母亲也是出生在七浦路的，在这里她渡过了少年和青年时期。母亲曾讲过，当年的七浦路并不热闹，大多是民居。陶家的宅第是七浦路上仅有的几幢带有砖雕门楼宅第中的一幢，房前有照壁和天井，房后有花圃和马车房。出门往南不远就是新衙门和天后宫[３１]，过了天后宫前横跨苏州河上的木桥就进入英国租界。往北是铁马路和通往吴淞的淞沪铁路的起点[３２]，再往西走就是新修的通往南京的沪宁铁路火车站[３３]。母亲是家中的长女，生于前清光绪二十七年，即公元1901年。那时的女孩子还很少有人外出上学，家中里就邀集了母亲的几个表姐妹，一起请塾师来家授课。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母亲才正式进入英国租界里的中西女塾读小学[３４]，这时母亲已十岁出头了。学校在三马路西端泥城浜旁边[３５]，要经过大马路。每天上学和放学，家中都用马车接送，马车夫叫阿二[３６]。当母亲坐着马车途经大马路时，总有路人和沿街店铺的店员对着马车指指点点，因为他们都认得这辆崭新的外国马车是大新洋货号陶三公子家里的。而从小性格刚强，不好炫耀的母亲却对此十分反感，为此她拒绝了马车接送，每天步行往返。她的这一举动，惊动了众亲友，佩服与反对者参半，给人印象至深，事隔几十年后还有人提起。

外祖父的原配席氏，是我母亲的生母，在我母亲二十岁那年去世。在此之前，外祖父有了一个儿子，比我母亲小九岁，叫陶家湘(字瀛龙，生于1910年，于六十年代去世)。这时已分了家，外祖父名下分得的财产也已被他挥霍殆尽。不多久，有人给他介绍了上海县城里三牌楼徐家的小姐为续弦[３７]，但对方要求他革除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习气，从事正当职业。此时外祖父犹如大梦初醒，终于下决心改弦更张，并在再婚后和我后来的外祖母徐氏搬离了居住多年的七浦路老宅，重新回到祖辈居住的县城大东门外，在离黄浦江边不远的坝基桥下租了一套老式楼房[３８]。同时又在亲友的帮助下，筹资创办了上海东方化学工业社，生产美的牌化妆品，有雪花膏，冷霜，胭脂和口红等，其中名叫美的霜的冷霜，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还曾小有名气。

外祖父一家在坝基桥一直居住到1937年抗战爆发[３９]。由于这套房子有前后两进，又有上下两层，家中总共才四人，外祖母徐氏的姐姐桂徐氏一家就搬来后面一进同住。桂家有三子七女[４０]。十年后，桂家的三女儿桂毓  成为了陶家的媳妇，与我舅父结了婚，婚后生有三女四子[４１]。桂家的六女儿桂毓敏被陶家领养，改姓陶，成为了我母亲的妹妹。

抗战爆发三个月后，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上海地区除租界之外都被日军占领。日军所到之处，抢掠烧杀，无恶不作。幸好东方化学工业社的工场在法租界茄勒路(现吉安路)上，外祖父就带了舅父一家，一起住到工场的楼上。那是一幢带有东西厢房和三层阁的老式石库门里弄房子，除了二楼西厢房住进了外祖父祖孙三代之外，其余都是生产化妆品的工场。有调制加工的，还有灌瓶包装的，就连三层阁上也安放了手工车床车制口红的套子，到处都是缸坛瓶罐，空气中充满着刺鼻的香味。每次母亲带着我们到外祖父家去时，总见外祖父威严地板着脸，就象一座雕塑似地坐在那张藤椅上，一边放着茶杯，另一边放着报纸，很少和人说话。我们几个孩子就一头钻到工场的各个角落去看工人师傅们操作，或者玩起捉迷藏的游戏。再不然，就穿过马路到对面的佛教法藏寺，去看和尚念经做法事。

记得只有一次是例外。那是四年级暑假时，根据和父亲一起在家中地图上研究好的路线，我步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有十多里路吧，独自去了外祖父家。外祖父似乎不太相信我是自己找着去的，便仔细地盘问我行走的路线。我至今还记得那天从家中出发，走的是西康路——南京西路——陕西路——长乐路——淡水路——西门路——吉安路到的外祖父家。我还说现在不分么租界了[４２]，过去以福煦路(现延安中路)为界，北边我们那里是是公共租界，南边你们那里是是法租界。外祖父显然很高兴，破例和我这个还不满十周岁的外孙聊起天来。他拿起身旁的报纸，指着报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拍的一张照片，问我是否知道他们是谁，我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外祖父说，墨索里尼是师傅，希特勒是徒弟，现在是徒弟比师傅更厉害，也更坏。

我临走时，外祖父起身亲自为我包了一包红枣要我带回家。他就象做示范一样，一边包一边喃喃地对我说，你看好，要先前后(包)，再左右(包)，横(向)二竖(向)一，上(略)大下(略)小。他又去找了一张小红纸复在面上，用细绳十字形包扎好。外祖父还说，我在南货店里学了三年徒，现在就只剩下这点本事了。时隔不久，外祖父就去世了。一年后，盟军攻占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直逼罗马，墨索里尼在外逃途中被游击队捕获后处决。我听到这一消息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如果外祖父还活着多好啊，他一定会说，师傅已被抓住枪毙了，徒弟的日子也不会长久了。但是他终于没有等到二战胜利的一天。

外祖父有姐妹兄弟共四人。大姐嫁于朱家，二姐嫁于董家。外祖父排行第三，所以人称陶三公子，是家中的长子。次子是外祖父的兄弟，排行第四，我们叫他四外公[４３]。他年轻时在钱庄学徒，钱庄有兑换货币的业务，学徒每天都要来回背运银元，把他的背都压弯了。但他工作勤奋，为人谨慎，后来经营钱庄，投资房地产，家业颇丰[４４]。

陶家祖籍洞庭东山，祖茔至今还保存在东山杨湾的山坡上[４５]。我外祖父母和我舅父母去世后，也都归葬杨湾祖茔。但是，陶家的故里究竟在哪里，是没有人能够讲得清楚的。母亲只讲过，听说陶家的祖先是捕鱼的。大舅父讲得稍微详细一点，他说陶家的祖先先是在太湖捕鱼，后来逐步有了发展，成为拥有多条太湖中最大的三桅渔船的渔船主。船只泊在洞庭东山的西南边的金湾、吴湾、杨湾、屯湾、槎湾一带，因为这里的岸边水深浪小。家人的坟茔也就修在附近的山坡上，而在洞庭东山的陆地上，则很难找到陶家的族人。大舅父还说，大约在明末清初，先祖们放弃了渔业而转向漕运业，从事内河粮食运输。清中叶后，随着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家人便从此全部迁移上海，改营沙船，一百多年来再也没有迁回故里的。

我曾多次去东山寻觅一二百年前陶家留下的的踪迹，也曾查阅了我能找到的一切关于东山的镇史志书，想对陶家的来历，即使弄不明白，也多少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但结果都是一无所获。曾听当地的老人说，这里的打渔人主要有两种来历。一种是上古沿袭下来的，世代以渔为业，这都是些小渔船。另一种船只较大，包括一些三桅大渔船，是南宋时岳飞率岳家军在太湖抗击金军和清剿湖匪(注：用现在的观点看，也可能是镇压湖区民众造反)后遗留下来的。我外祖父的陶家究竟源出何处，看来将成为永远的谜了。

                    外 祖 母 篇

我的外祖母席氏，和我外祖父同岁。她肯定是有名字的，因为她是大家闺秀，身出名门，不可能只有一个乳名。但是当年我没有问过我母亲，现在已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询问的亲友了。外祖母是读过书的，母亲说她的古文功底相当不错，毛笔小楷也写得很好。可惜她二十岁嫁到陶家后，由于外祖父生活放荡，不务正业，致使她一直郁郁不欢，四十岁那年就去世了。

外祖母家的敦大堂席家，是清末民初上海最大的买办世家。席家也是洞庭东山人，源出东山席家湖。东山席家的始祖是唐朝的席温将军，他告老后携家到山清水秀的洞庭东山定居，族人在此繁衍生息，千年之后成为了东山八大世族之一[４６]。席氏家族的住地后来就叫席家湖，与前面祖母篇里提到过的翁巷不远。因为子孙多了，席家湖又分成上席，中席和下席。清初有一席姓族人反清被杀，株连全族，上席和中席十室九空，仅存下席。族人外出后多以经商为业，也有多人进入了上海的钱庄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来几十年间在金融买办界炙手可热、叱咤风云的席正甫。

席正甫出身于洞庭东山的商贾世家，他祖上的经商活动可以上溯到明朝。我国古代的著名小说，明末冯梦龙写的《醒世恒言》一书中，就曾提到过洞庭东、西“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贾，所以江湖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明朝万历年间的席端樊、席端攀兄弟等席氏族人，就是这个所谓‘钻天洞庭’商人集团中的重要代表。席正甫的父亲席元乐在上海开设钱庄，下有四子，长子席嘏卿，三子席缙华，四子立嗣给了母舅沈吉成。他是次子，十九岁时到上海的钱庄学徒，还学会了几句洋泾浜英语。后来他的母舅沈吉成出任了老沙逊洋行的买办，就介绍他入汇丰银行任跑楼(副买办)之职。

清同治年间，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国库空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派人到上海向汇丰银行借银五百万两。洋大班麦克利叫买办浙江余姚人王槐山与之接洽。王槐山生怕朝廷借款日后难以收回，但又不敢开罪于上方，就与跑楼席正甫商量。席正甫一眼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马上应允愿意代为处理。他随即去了天津，与李鸿章签成了借款合同。为确保还款有着，他还在合同中列入了以政府所征盐税为担保的条文。此举也成为了汇丰银行日后承揽中国政治贷款的开始。

从此，席正甫平步青云。他得到了李鸿章保授的二品衔红顶花翎，并很快就取代王槐山出任汇丰银行的买办，在这个资本雄厚的曾在旧中国金融史上起过长期统治作用的外商银行，一干几十年。他的子孙亲属袭其余荫，一个个扶摇直上。他的三子席德辉充任清廷创办的第一家国家银行——大清银行的协理。次子席友于和五子席聚星，也先后任营口大清银行协理和汉口大清银行经理。三弟席缙华任有利银行买办。侄婿王宪臣和叶明斋，分别任英国麦加利银行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买办。美商花旗银行的买办王俊臣是王宪臣的胞弟。华比银行和日本三菱银行的买办胡寄梅父子，也是席家的亲戚。就连他的孙子席鹿笙和席德熏等，也都坐上了买办的位子。从而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以席正甫为核心的山浪帮，成为当时中国最赫赫有名的买办家族。

母亲的外祖父，就是席正甫之兄席嘏卿，他自身也曾当过买办。他的儿子、也就是母亲的大舅叫席锡藩。在席正甫的引荐下，席锡藩进入了英国麦加利银行，先在写字间任职[４７]，后任银行副买办，买办。他的儿子席颂平、席济群和席涵深等，也都先后当过买办。我母亲出生时，席锡藩已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后来又在中法工商银行任买办。

他们的住家，在当年英租界泥城浜(现西藏中云)西面，前门在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上，后门对着新闸路，就是今天公交15路和21路西藏中路西向车站附近那一片，而宅院西端的马车房则已过了现在的长沙路。席锡藩对社会公益事业颇为热心。他倡议成立了上海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当选为同乡会理事长，为帮助旅沪同乡做了很多工作。他还捐出了包括马车房在内的一块地皮，筹资和创办了上海惠旅养病院，先是为旅沪的东山同乡服务，后来扩建成为面向社会的小型综合医院惠旅医院。这个医院一直维持到解放以后，现在原址改建成了上海市黄浦区妇幼保健院。二十年前，我的办公室正巧就在妇幼保健院的附近，午饭就在那里搭伙。每当进入保健院食堂前，总要经过一扇上面镶嵌着有惠旅医院字样的磨砂玻璃门。看着那些在门边进进出出的人们，我想，这也许已是惠旅医院留在世上的最后痕迹了，今天能有多少人还知道这扇门背后的故事呢？不久前我去东山时，在设在席家花园中的洞庭东山镇史陈列室里，第一次见到了陈列在那里的席锡藩的照片，还有他的生平介绍（据《洞庭东山志》载，席锡藩在家乡也做了不少善事，说他“凡对故乡之公益事业，亦几乎无役不从”）。现在看来，尽管他是旧中国的一个买办，但是对于他的功过，历史还是公正的。

由于婚姻的不幸，外祖母在婚后的很多日子里，都带着我童年的母亲住在娘家。母亲到了垂暮之年,还经常回忆起孩提时代的这段生活。母亲说，当年住在自己家里，总见到自己母亲郁郁不欢，心情沉重，大家就很少说话，家中一点生气都没有。到了外婆家就完全两样了，大家有说有笑，心情顿时就会开朗起来。特别是每年清明一过，全家上下开始忙碌，腾出房子，打扫卫生，然后采购药材，切制研磨，加工配制成用玻璃小瓶装的痧药水(又叫十滴水)[４８]。母亲和几个表兄弟姐妹一起装瓶，大人在一旁指点，并根据各孩童装瓶的多少，分别给以数量不等的可供点燃的香枝作为奖励[４９]。据说装瓶还真有点技术，那药瓶只有小手指般粗细，瓶口更小，要把药水灌注进去确实不太容易。人家在装瓶时嘻嘻哈哈，说说笑小。唯独母亲在装瓶时全神贯注，思想集中，最为用心，所以动作最快，得到的香枝也最多。到了大伏天，就在爱文义路自家门口设摊，母亲也就跟着大人轮流值班，把一瓶一瓶痧药水免费发放给平民百姓，用作医治暑疾之急用。同时还在门口摆上茶缸口杯，向汗流夹背的路人，特别是像黄包车夫和板车工人一类的苦力，施送大麦茶。现在看来，童年时参与的这些施药和施茶等公益活动，对于母亲一生帮困济贫，乐于助人高尚情操的形成，是起了重要的潜移墨化作用的。

母亲还说过，外祖母曾在三件事上，作出过关系到母亲一生命运的决定，对此母亲终生不忘。第一件是缠不缠小脚。妇女缠小脚是汉人的千年陋习，满族妇女并不缠脚。满清入主中国后，曾发布过禁止缠脚的上谕，但民间没有实行，朝廷也鞭长莫及。晚清期间，在国内维新势力和西方教会势力的共同推动下，反对妇女缠脚的天足运动发展很快，但在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人群中还是依然故我，陋习不改。到了缠脚的年龄，家人要为母亲缠脚，母亲死活不肯，亲友都来劝说，说是大脚姑娘将来嫁不出去，母亲还是不从，最后外祖母挺身而出，说我们这些缠过脚的人，苦头还吃得不够吗？为什么还要我们的小辈再吃这些苦，天足就从我女儿开始。母亲终于逃过了这一关。也正是从母亲开始，从此她的堂妹表妹再也没有缠脚的了，几十年后我的这些姨母们在念及此事时，都记得当年我母亲为她们带了个好头，而我母亲却从心底里感佩我外祖母的远见和勇气。

第二件是进中西女塾读书。前面已提到过，中西女塾是十八世纪末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女子学校，主要由外籍教师授课，课程内容既有中国传统经文，又有西方现代科学知识，重视英文教学，并开设钢琴，声乐等选修科目。早在宣统年间，外祖母就听说有这样一所名叫墨梯的学校[５０]，随即她就主张把母亲送去就读，但遭到家中上下一致反对。民国成立后形势有了变化，在外祖母的再次力主下，母亲终于成为亲友中第一个进入教会学校读书的女孩子，随后母亲的表妹等多人也多先后入学。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到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母亲在中西女塾整整念了十年，直到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继续学习为止。不幸的是，在母亲中西毕业前两年，外祖母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她没有见到母亲毕业时的欢乐情景，她也不会想到母亲还会进入大学继续深造，更不可能想到几年后母亲又被中西女塾的校方聘回母校工作。如果外祖母地下有知的话，她一定会为自己有个争气的女儿而感到骄傲和高兴。

第三件是婚姻自主。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又在教会学校读过书，母亲从小就不断有人来提亲作媒，但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外祖母挡了回去。说不清究竟是接受了自身婚姻不幸的痛苦教训，还是接受了清末民初的社会新思潮，外祖母要不推说我们宝宝还小[５１]，等以后长大一点再讲，就是干脆回答人家说，我女儿人小主意大，她的婚姻，今后还是由她自己作主吧。在和母亲年龄相仿的同辈姐妹中，唯独母亲一人，在婚姻上没有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做。母亲是在中西女塾工作期间，经同事的介绍[５２]，与刚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的我父亲相识，于1930年三十岁那年才结婚。外祖母没能等到这一天，但正是她的身教和言行，培育了母亲自主、自立和自强的性格，这也是她为母亲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母亲的外婆家是个大家族，母亲幼年又经常住在外婆家，所以有很多席家的亲戚。记得母亲说过，与席家表兄弟多人的交往中，最能讲得投机的是母亲的大表哥，我们称作席家大娘舅的席德懋。1919年五四运动时，母亲是中西女塾的学生代表，又参加了刚成立的上海学联工作，担任女生秘书，负责联系各女校，整天奔走于学联和各校之间，还要散发传单，宣传演讲。家中知道以后，不但大光其火，而且要母亲立即回家，不准母亲再参与运动。在此期间，只有留学归国不久的表哥席德懋支持母亲的行动，并帮助母亲做家里的说服工作，给了母亲很大的鼓励。席德懋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去国外留学的，回国后先后在中央信托局和中国银行等处工作，民国政府时期，曾任中国银行外汇局长，中央银行业务局长，中央信托局局长，中国银行行长等职。解放前去了美国，出任当时中国政府派驻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的理事，1951年于纽约去世。

我童年时，母亲还经常带着我去与席家有关的亲戚家，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住在中山公园旁兆丰别墅内的刘家婆婆(外祖母之妹，嫁与东山世族刘家)。但由于外祖母去世多年，加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时局变化，这些席家的亲戚，现在已经一家也找不到了。

母亲在表姐妹中最要好的，是母亲的表妹，刘家婆婆的女儿刘期纯。她比母亲小几岁，从小喜欢跟着母亲一起玩，长大了便与母亲经常来往。后来她嫁给了东山世族严家的严家淦(父母亲都称他静波，猜想静波是他的字)。严家淦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后经席锡藩的介绍，进入洋行界工作。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在德商孔士洋行任买办时，他的大学同学宋之良的长兄宋之文，推荐他去政府部门任职，但洋行要求他在离职前代为物色继任买办的合适人选。他首先就想到了我父亲。据说那天他来我家后，话还没有说完，就遭到我父亲一口拒绝[５３]。但最后他还是离开了孔士洋行，进入了政界，长期任职于国民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抗战开始后他们去了内地，解放前又去了台湾，就此和我父母亲天各一方，断了音讯。只是在报纸上见到，他去台湾后官运亨通，曾先后任台湾当局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以及副总统。蒋介石去世后，他又接任了台湾当局的第二任总统[５４]，直到蒋经国接班后才退出政坛。尽管人各有志，走的道路也不一样，但是母亲对这个从小和自己一起长大的表妹，还是怀有深厚的手足之情的。母亲垂老之年，她还记得四十多年前她刚和父亲结婚时，曾在严家淦和刘期纯夫妻的陪同下，同去苏州木渎严家淦的老家严家花园[５５]游玩的美好日子。母亲曾感叹地说，过去的时光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你们今后有机会去台湾的话，一定要替我找到刘家阿姨[５６]，对她说，上海的宝姐姐还想着她，再想和她一起玩捉七子[５７]。

尽管母亲平时不多说话，但是我知道，几十年来，母亲的心里一直怀念着外祖母，怀念着席家，怀念着年轻时和自己有过交往的像席德懋、刘期纯这样一些席家的亲友。在母亲平时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里，外祖母是她命之所系，席家是她根之所在。

 2001年10月20日初稿于美国芝加哥海德园

            2002年1月16日修改于上海市莘庄金城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