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玛拉雅山脚下一种甘地主义的观点

Radha Bhatt  著

吴  蓓      译

我来自喜玛拉雅中部偏僻的一个村庄，远离现代发达地区。如果用人类的价值来判断，我怀疑这些村庄是否真的“落后”。这个地区有丰富的人性，尽管有些问题需要社会变革才能解决。我的组织，Lakshmi Ashram，正在帮助这一地区的人民尊循甘地主义的理想进行社会变革。

我在这个领域工作了32年，我愿把我的一些经验讲述出来。我认为最重要的带来社会变革的因素是无所畏惧地思考。甘地对世界的贡献是他的一代人无所畏惧的力量，特别是在被压迫者和贫困者的心里产生的力量，从此他们能够站立起来并说“我们不能忍受这种不公正。”无畏是产生长期社会变革的基本因素。

被剥削的弱势群体和阶层所以害怕，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站起来反抗剥削和不公正的勇气。长期以往，宿命论观念就停留在这些人的头脑里。他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自信。他们甚至不能理解或辨别不公正或剥削的本质。

在被压迫的人群中产生无畏的力量是很困难的，但甘地能做到。他能够恢复穷人分析公正和不公正的能力，并为争取公正而战斗，他能让他们理解平等和不平等，并起来反抗不平等。甘地发现普通人的无畏是强大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带进了印度的政治解放斗争中。在社会价值观的革命中，甘地给予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革命具有伟大的意义，农民、妇女和其他被压迫者带动了印度的政治、经济变革。

我没有赶上甘地亲自领导的运动。但在1967年Kumaon的农村妇女中我看到甘地的无畏力量。那个时候Lakshmi Ashram正在与村民们一起开展反对酒店的运动。Garud地区的妇女坚决抵制在村庄建一个国营的酒店。每天数百名妇女在酒店前警戒，她们认为酒店威胁到家庭和经济福利。历经6个月的时间，参加运动的已有上百个村庄，但地区官员仍在等待和观望。最后决定派几位妇女与县长交涉。四位妇女被委以重任，不识字的妇女需要有人帮她们安排到达地区总部的 60公里旅程。我被选为代表一路陪伴她们。我怀疑她们是否有勇气和县长面对面交谈。她们甚至不会讲北印度语，只会说地方上的Kumaoni语。

第二天在县长面前，她们表现出的无畏和完美令我惊讶。她们和县长争论，交谈变得相当激烈。

“如果我不同意，你们怎么能关闭酒店？”县长喊叫道。

“我们放火把它烧掉。”妇女坚定而平静地回答。

“这是犯法。你们敢做就会给你们戴上手铐。”他说。

“来吧，上万个手铐。我们不是1、2个人。成千上万的人在担任酒店警戒。我们不怕监狱甚至死亡，因为我们的生存会被酒毁掉。我们愿意面对一切危险。”

县长注视着这些文盲妇女的眼睛，她们的眼中闪跃着坚定的火焰。

不，不需要手铐，他思忖着，看到这些无畏的妇女就像看到你自己。

县长被这种气氛镇住了，他命令酒店关闭，说：“这是甘地的奇迹，他的精神活跃在这些妇女身上。”

最近32年，我一直在喜玛拉雅中部的8个地区工作，老百姓受到各种各样的剥削，他们没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在这样一个剥削和落后的社会，妇女发现自己位于更可怕的地位。因为她们被自己的社会看作次等人。甚至今天她们获得的发展、教育和自由的机会不足5%。她们认为现实固定不变，听凭命运的摆布。

这些妇女其实并不软弱，她们艰苦劳动在田地、森林、河流与山脉，她们已变得倔强和容忍，她们聪明而实际，不依靠她们男人的帮助，独自承担家庭的责任。但是社会的不公正扼杀了她们的自信，以至她们从不考虑生存中的变化或自我发现。她们习惯说：“我们就象goth中的母牛”goth是她们家的牛舍，这也是社会对她们的看法。

争取她们的积极参与，树立她们的自信，一起无畏地为社会变革行动起来，这样做并不容易。但如果能行，就会获得显著的成就。我们曾在贫民收容所有过这种经历，可我仍然怀疑村妇们是否有能力领导一场革命。Khirakot村庄改变了我的疑虑，它给我的思维方式投下了一束光芒。

Khirakot是位于Someshwar河谷的一个村庄，拥有150户人家，它位于Kosi河上游，丘陵的低坡上。村庄上方是他们的森林，再上去是政府的保留林，村里大部分男人外出找工作了，大约500名男人中仅25或30名男人留在村里，家庭的生活负担落到了妇女身上。

森林中的松树被砍伐得很厉害，以至地上只剩下低处的茎干，树枝砍下后用做燃料，结果导致松针的耗竭，它们曾用来做牲畜棚中的草窝。

一天上午，妇女们头上压着沉重的干松针，从远处政府保留林走下来，遥远的路途和干松针的负荷意味着要把孩子和家畜留在家中数个小时，返家后的极度疲劳使妇女们无法完成一天中的其它劳作。

她们开始讨论，并决定由自己和邻村妇女一起保护村庄的森林，反对砍伐树枝用做燃料。如果松树能长大，松林就会离他们家近一些。如果森林管理得当，不用毁树就能从林中得到足够的燃料木材。他们把想法在村庄传播开，不用举行正式会议，在相遇的水边或路上，通过交谈一个传一个，最后她们都同意了。

通过妇女的集体领导，在4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后，一片长势良好的森林出现在Khirakot村庄上方,森林已经开始为她们的牲畜棚提供干松针。领导人员并没有倦怠，反而热情有增无减。1983年1月她们动员男人们加入到她们的努力中,村庄的每户人家同意每月付1个卢比作为护林员的工资，护林员由村里一位男青年担任，妇女们收款并帮助男青年护林。

在当今印度福利的状态中，人们失去了集体行动的积极性，习惯性地向政府要求保障，甚至为了很小的工作项目。相比之下，这种团体的事业心是个宝贵的例子。

这种成功方法完全是非暴力的，没有侵略，没有仇恨，没有竞争，非暴力是甘地哲学的主要原则。甘地实施的非暴力方式即是个体性的又是团体性的。甘地让他的家庭植根于印度教毗湿奴派传统中，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获得了深层的真理和非暴力的内在意识。真理是他的目标，非暴力是达到目标的方式。真理是他的上帝，非暴力是他的宗教。曾经有人问他属于什么宗教，他回答：“原先我习惯说我信仰上帝，但现在我说我信仰真理。我曾说上帝是真理，但现在我说真理是上帝。一些人不同意上帝的存在，但没有人会否认真理的存在。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相信真理。”

非暴力的观念也深入到我与之工作许多年的妇女中。妇女具有的这种意识比男人更活跃、强大和清晰。下面的例子会说明这点。

事件要追溯到1957年，当时印度正在推行捐地的革命行动，土地作为礼物捐给无地的不可接触者或“贱民”。我们的组织Lakshmi Ashram正在Kumaon峡谷和偏远村庄传播这种思想，我和我的同行女孩，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挨家挨户地跑。我们沿着又高又窄的路径步行，背着软式背囊，传播着大地主应该捐出一部分土地送给无地农民的思想。不过在喜玛拉雅山区，几乎没有真正的大地主，绝大多数是持有差不多面积的小片土地的农民。尽管如此，每个村庄总有1位贫穷的无地农民或寡妇。

那天我们步行了约30公里，在沿途的村庄召开了4个小型讨论会。天渐渐黑了，夜幕降临。我们结束了那天最后一个会议。在村里找到了晚上住宿的农民家。房东在厨房为我们准备食物，在低矮屋顶下，我们围坐在房间中心的火堆旁，到处充满着烟雾，一些邻居，男人和孩子也来了。

一个人从浓厚的烟雾中出现，在我的身旁坐下。她的衣服陈旧破烂，她平静地说：“我要捐出1个那里（nali）（20分之一公顷）的土地”。

“那你拥有多少土地？”

“托上帝的福，我有一些。”她说。

“她只有3那里没有灌溉过的土地。”一位男村民说。

她保持平静。

“你只有这么点土地，为什么还要捐献呢？”

她停顿一会说，“我有两个儿子，如果上帝给我3个儿子，我不是要在他们3人中分配同样多的土地吗？”

我们都深深被打动，语言显得多余。

“你想把土地捐给村里哪位无地者？”我再问。

“一位寡妇带着一个儿子。”

“她和你有亲戚关系吗？”

“不，她是一位Harijan（不可接触者）。但她也是一个人，像我一样，她也有一个孩子。请不要阻止我,这是我的宗教。我是文盲，但我知道我们的宗教布道：应该与他人分享食物。克里希纳王（印度教三大神之一毗湿奴的主要化身）说过：“为自己做饭的人是个罪人，应该把食物与他人分享后才吃。”（薄伽梵歌，2.13）

山区妇女这种宗教感，不仅存在于头脑中，更深藏于她们的内心和灵魂中，正是这种宗教感给予她们非暴力行动的力量，使之呈现于工作进展、革命性的社会变化中，或呈现于反对压迫和剥削的行动中。

甘地多次声明非暴力是勇敢者的工具，懦夫在非暴力中找不到位置。在Chamcli地区妇女抗议木材承包商，她们紧紧拥抱着树不让砍伐，她们挺身站在手持利斧的伐木者面前。这些山区妇女体现出非暴力的勇敢，她们的行为促生了著名的非暴力生态运动，即传遍全世界的“Chipko”（抱树）运动。类似的行为也发生在Khirakot妇女中，她们抗议政府和商人在村庄建立采石场，采石场会污染村庄的树林、种植的土地、日常饮用水和通往田野的小路。她们和印度两大势力集团勇敢地斗争了2年半时间。她们如此富有成效，以至把家庭和村庄里的男人们也激励到这场斗争中。她们强烈地声明：“这是我们的森林，我们的土地、我们的道路。商人们正在剥削我们。我们不能忍受！”。

 Kumaon 地方的村妇们成功了，因为她们的行为是非暴力的，对这样的人民来说非暴力是唯一的工具。非暴力的根源在哪里？我相信植根于我们人民的文化和宗教中。

                         2001年3月9日 译

原文：Lakshmi Ashram: A Gandhia Perspective in the Himalayan Foothills

选自：HEALING THE WOUNDS：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Edited by Judith Plant    P168-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