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文化

                苏珊 格瑞芬（Susan Griffin） 著

                           吴蓓  译

出生在这个文化中，我们遗传了一种理智(mind)的习惯。我们被分裂反对我们自己。我们已经不能感觉到自己是地球的一部分。我们把生物伙伴看作敌人。并且，很年轻的时候，我们甚至学会否认自己存在的一部分。我们开始相信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什麽。我们在忽视自身体验中成长，忽视我们的所见所闻，忽视我们身体的感觉。我们保留秘密地进入成熟。但我们忘记了这个秘密的知识，取而代之的是模糊的羞怯，这种感觉可能是我们不是所说的我们。我们学会假装表示真实的东西不是真的。一些地方，天空终年灰色，空气充满着腐烂的气味。孩童时代我们热爱的森林消失了。我们曾经嬉戏的河流，现在由于被毒化，已禁止我们跃入。我们曾记得水果清甜的美味，曾记得众多的鸟儿飞翔，但我们没有理解到这些感知是我们自己危险的征兆。

很久以前我们放弃了自己。现在，如果我们由于增长而正在死亡，我们要停下来了解这个死亡。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存，我们又怎能知道自己的死亡？为了一场骗局，我们用真实的存在和感情做交易。不是为生存斗争，我们把所有的努力用于保护一场骗局。这个改变我们理智的文明，正在毁灭着地球，我们却否认近在身旁的所有证据。

我们理智的分裂铭刻在我们的语言中。对我们来说，思想(thought)一词意味着与感情分离的一种活动，就像理智(mind)一词是与身体和大地的节奏分开一样。“精神”(spirit)在我们的想象中高升于大地之上，就如我们相信神圣存在于万有引力成反比的高空中。我们的出生是相同的，皆为妇女所生。但我们有一个词“种族”(race)却暗示，人由于出生的不同而属于不同的类.通过男性(masculine)和女性的(feminine)词，我们习惯标明人类行为异化和被异化的两极，我们使性别成为分离的一个源泉。我们分裂自己，所有我们知道的一条不可见的边界，存在于大自然(Nature)和我们信奉的超越大自然之间。

现在我们发现，几乎没有任何救助，我们自己正向着一场毁灭生存的战争进军。我们了解到我们生存的方式污染了大气，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遗传基因，受损的严重性可能使我们无力自救。我们处在死亡的边缘，就象一个想自杀的人，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敌人。我们用带来灾难的理智思考，被这个文明教导和训练出来的理智，不知道它自己。这是一个从它自己的智慧中被放逐的理智。

这个世界观如此普遍被接受，以至我们想不到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其中存在一种等级。上帝和天使，以及精神上纯洁不含任何物质的东西，位于最高级，世俗的一切是堕落的，但在堕落中，人位于最高的精神序列，比动物或树、或西红柿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值得信赖，并且明显的比山脉、海洋和沙粒更聪明。在人类中，存在类似的秩序，白种男人是这个序列的顶端，依靠这个基本信念，不同的解释把其他的人放在不同的向下序列上。

我们了解到科学革命战胜了非理性和巫术思想，导致了宗教裁判和焚烧女巫。 通常我们不会把圣奥古斯丁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哲学与科学的世界观联系起来，因为我们习惯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在激烈争辩的两个相反位置上，如在伽利略审判案中。尽管伽利略对教会放弃了他的观点，我们不再相信世界是用七天创造的，我们也不把地球置于太阳系的中心。

但我们还没考虑的是在制度和哲学中，文明会遭遇到一个巨大的转移，权力能够从教会转向政府，知识的权威从牧师转向科学家，在新的一种伪装和新的知识中，仍保留着旧的观点。科学革命就是一例，我们以为是科学的假说、方法甚至问题，实际上分享了早期我们认为是基督教的范式。

让我们以牛顿的《光学》为例。牛顿之前的光学研究，有许多关于视觉的不同观点，包括有人相信从人眼中发射一束光照亮了世界。经过观察和实验，牛顿得到结论，颜色既不是眼睛的属性，也不是任何客体的，而是三棱镜的作用，三棱镜对光在不同角度的折射敏感。17、18世纪这个及类似的发现变成了哲学上的教条，这个世界真的自然视觉被当作一个实验上的证明。科学的观点申辩，我们不能相信我们的感觉，我们被物质世界的现象所欺骗，颜色是一种幻觉形式，它是我们理智简单的一个虚构，其实并不存在。

如果宗教告诉我们地球是个堕落的地方，我们真正的家在天堂，感觉不可靠，它会把我们引向地狱，科学在本质上与这个信条不矛盾。科学也告诉我们，不要相信我们的感觉，物质是欺骗，于是我们从周围的事物中异化出来。如果宗教告诉我们，我们的感觉不可信任，因此我们必须对圣经和神父的权威顶礼膜拜，现在科学告诉我们必须对客观的实验数据和科学专家的权威顶礼膜拜。在这两个系统中，我们不仅从被描述为欺骗的世界中异化，我们也对自己能看、能听、能尝和能触的能力中异化，从知道和描述自己体验的能力中异化。

这就是过去思考方法的力量—地球和我们自身的天性不被信任—很难用另一种方式解释牛顿的发现，对我们来说几乎不会出现；我们分辨不清他的发现和我们过去范式的视觉差别。

的确一个人可以对牛顿光学观察给出不同的解释。如果相信我们没有被物质或感觉欺骗，我们确实体验到色彩，在颜色的经验中我们和我们的感觉融为一体。和物质一起我们创造了色彩，我们的颜色感觉是与地球任一部分有着既奥秘又是情感化的联系的证明，给予我们欢快的颜色可能是宇宙平衡的一部分。

另有一个例子能显示出旧的范型是怎样影响了我们认为是公正的科学，这就是培根的科学应当通过实验来进行的论证。科学实验是趋于尊敬物质世界的一场运动。在实验观念之前，物质世界的大自然甚至被认为不值得去观察。思考和演绎是真理的来源。我离题一会指出，如果一个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思考，特别是自身的反省，也是实验的一部分。也许这并没有离题，在培根的科学实验的观念中，丢失的正是自我的反省。他假定进行实验的科学家能有超然的客观性，能处在一种脱离情感和物质的状态。

在不同的时代，宗教和科学二者是我们希望的所在，是我们称之为真理的仲裁者，因为他们表达了整个文明的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传统中，在他们的冲突和我们意识到的分离中，制度既能包含二者，又是他们的象征。在西方文明中，制度既被塑造又加深了我们和地球之间的异化。

如果教会把对具体生活的贬低做为人类状况的一种解决途径，那麽现在科学把对物质的控制做为我们的拯救。但是我们精神和居住 土地的培育错在哪了？人的创造力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我们把自己设想为反对大自然，范型告诉我们，与地球的分离和超越不是简单的对自然的一个智力反应，是植根于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象所有的恐惧一样，会变得狂怒。

我们文明对科学知识的追求被感情上的两难处境所困扰。为了控制大自然，我们必须懂得大自然。但在追求了解时，有一个我们害怕的知识，我们害怕记住我们在身体和感情上仍然知道的我们所是，在分裂中，文明的意识要求我们遗忘。就象我们砍伐森林、或驯服河流，我们就是大自然。

太阳系、引力定律、进化论、细胞的微观世界，物质一部分的基因信息、光的本性、物质和能量之间的连续，诸如这些发现，应该使我们的意识发生改变，在这个文明中，我们开始不再妄自尊大，而是谦逊。科学革命的思想者开始发现一个巨大的自然秩序的基体，一个我们无法想象其边界的大智慧。就像地球不是太阳系的中心，生物圈也不是专为人类设立，也不是由我们的文化来限定。我们依赖环绕我们的宇宙，不仅是呼吸和食物的需要，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脚踏在大地上。我们不是出于意志才这麽做，而是因为我们存在于一个能量场。我们做的一切都参与到能量场中，并被改变。我们的意识和体验真实依赖于自然，依赖于物质运动和光。我们不仅是终有一死的人，而且通过代代相传，人的形式发生着缓慢的变化。在我的手臂和空气之间，在火焰的跳动和木材之间，没有边界。

但是我们信赖另一个自我形象：分离的静止存在。我们学会这样的思考：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环境。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文化秩序，是我们愿望的秩序而不是自然的。我们是秩序的一部分能让我们感到安全。如果现代科学的发现给予我们操纵大自然的方法，他们也恐吓了我们。这就是为什麽在14世纪，当科学开始挑战我们旧有的我们所是的观念，对女巫的焚烧开始了。奴隶贸易使于16世纪，正是科学革命在思想上达到了顶峰的时期。在20世纪，当科学再次质疑我们凌驾大自然之上的旧观念，纳粹的大屠杀和核毁灭开始了。

在自身内把大自然从文化中分离开来，相信这个妄想的男人从他的理智和所有的意义中分裂了他的需要和欲望。他的欲望毫无意义的返回自身，变得残忍和无情的冒犯。从他心灵丢失的碎片中，为了克制他自己的自我憎恨，他创造出一个怪异的形象。色情作品从他的性欲望中创造出来，两个没有感情，没有任何深刻或灵魂相联系的躯体相遇。当他发明一个女人，一个色情明星，他赋予了身体而没有精神，没有感觉，没有一种有意义的意识。出自科学的理论,她就像死气沉沉、没有知觉的物质。

现代的理智发明了大自然相同的形象。物质是死的。一片森林没有精神生活，当里根在加尼福利亚任州长时，一位生态学家试图保护沿海大片森林，在回答他的问题时,里根说：“如果你看到了一棵树，你就看到他们所有了。”相信一座山没有内在的理性，没有自身的神圣性。现代技术专家划开山体的一半，从土壤中挖掘矿石，突然整个山开始侵蚀。从这种侵蚀中，化学品以一种非自然的平衡流入河流。树、植物、鱼、动物死去。乡村曾经激动人心的美丽，开始看上去象一个荒芜的地方，他把山改变成他相信的山的所是。

用相同的方式，社会把大自然的象征改变为退化的客体。如果一个女人是自然的象征，她总是被描述为卑躬屈膝或在社会等级上没有地位，我们能够相信文化是一种凌驾大自然的超级力量。如果在想象中,阴谋反对我们的犹太人被剥夺了所有的公民权，我们相信我们控制了自然的力量。甚至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妄想控制的体系中，曾遭受过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还仍被教化为从中体会到安全的错误感觉。

其实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存被这个妄想危及。因为妄想本身不是静止的。它就像我们恶梦中的饿虎：吞食一切。

当技术专家毁灭大山时，他一定感到时时刻刻的一种胜利，就像早年的探险家，他征服了地球的这片地方。他从他想要得到的她中被塑造，他战胜她。并且至今，当他看到由他引起的荒芜，他不得不看见自身内在生活的一个形象。他的灵魂被这场偷窃抢劫。置身于他面前的死亡，他一定想起了他谋杀了他自己的一部分以及他终有一死，他在控制大自然的每一次行动中，他却竭力否认。

正是表达我们超越大自然的这个形象和途径回到我们自身的记忆和知识中，大自然力量的知识存在于我们的身心内外。因此我们的妄想要求我们获得控制大自然的更大力量，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我们必须改进技术。

在核能工业的发展中，一个人能更清楚地看到这种疯狂的规模。每一转折点，当人类技术的某一部分失败了，工厂主从不质疑我们分裂原子获得能量的基本假设。相反，寻找另一种技术解决的方案，每一种技术解决方案反过来造成了一种更大的危险。

一个人能从报上多次读到核电厂的一个设计错误，被建造和操纵工厂的男人掩盖。在许多情况中，这样一种掩盖是明显出自经济动力。设计这样的工厂将耗费数百万美元以上。甚至假定经济动力的作用，人们仍会困惑每天生活在工厂区的男人们，为什麽对他们自己和家庭的生存不感到担心吊胆，答案是他们依赖的是安全的感觉，而不是关于自然规律的理性信息，依赖的是能够通过技术或其它方法控制大自然的妄想。

为了感到安全，发明控制大自然妄想的理智是害怕他自身的恐惧。这个理智越是学会依赖那个妄想，它越是难以忍受任何对那个妄想的背叛。我们应当牢记这个理智否认自身是自然的一个事物。他开始不仅认同自己的生存，也认同伴随文化的自身存在。理智相信它存在是因为它所思考的是真的。所以，冲突的妄想正在威胁到理智的存在。对这个理智来说，观念、单词、数学、概念成了比物质现实更真实的东西。

当这个理智受到物质危险的威胁，它的反应却是非理性的。因为这个理智已失去与物质现实的联系。这是一个被疯狂和自身权力幻觉支配的理智。在苏维埃工业化期间，从斯大林的作为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理智，这期间苏联面临严重的物质匮乏和饥饿危险。作为一种解决途径斯大林在新的被批准的农耕发挥作用之前，就毁灭了真实耕作的农庄。Issac   Deutscher生动地写道：“整个实验就像是庞大精神病的一部分，所有逻辑规则和经济原理被打倒。就像整个国家突然抛弃并摧毁它的房屋和茅舍，这些房屋和茅舍虽然破旧和衰败，但存在于现实中，现在却要把锁、储物和桶搬进一些不可靠的建筑中。”

这种理智的本质是一种恐慌。它要不余力地捍卫它现实的虚幻观念。凡是反对斯大林集体化计划的人都被送往监狱或杀害。

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现实观念中的一个信念，做为这个世纪的一部分，在乔治  奥威尔的小说《 19 84》中被描述出来。通过幽默但现在却是政府一条标语的准确讽喻，发明了“和平是战争”。今日，它表现为一种理性的论证，武器的装备，或防御另一个国进攻的装备是维护和平的最好方式。

我们都能理解经济动力是人类天性的基础。如果我们相信这是唯一的动力，我们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经济是和现实相联系的，对任何人的生存而言，毁灭地球没有经济利益，这样的一场毁灭只能看作疯子的利益。我这里描述的正是疯狂和疯狂的动力。

只有当我们理解了经济动力怎样被这个疯子扭曲和改变，我们才能开始看到我们的妄想文化状态的真正危险。让我们以奴隶贸易为例。出售其他人的投机活动有明显的经济利益。但我们仍要追问是否简单的自我利益自然导致这种对他人的侵犯。难道不是一个已经被扭曲的灵魂才会考虑把他人作为奴隶？

自身利益，这种生存下去的欲望是我们肉体的一部分，通过我们的物质存在，甚至我们对生命的热爱、对地球的热爱，从我们里面生出的一种情感。但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我们的生存依赖于摆脱自然界力量的一种自由。我们被灌输我们不是通过理解自然生存，而是操纵大自然。

如果一个人研究牛津英语词典中自由的定义，就会看到，最初定义为“一种从俘虏、束缚或奴隶状态中的豁免或释放”。后来变为“一个人做他喜欢做的事的能力或权利”，又变为“不受限制的使用权”—有如“把自由作为一个荡妇”，最后，自由意味着“一个人的权力或处置权。”

正像宗教裁判所焚烧女巫，奴隶贸易开始于16世纪科学革命的时代。这个革命威胁到旧世界观的改变，旧的世界观认为男人命令大自然，并且根据我们都是客体的一条自然规律代替自然。我们摆脱自然规律的妄想处于濒危中。但是自由能从奴役其他人中重新获得，这个文化认为奴隶是大自然的象征。这个时候和整个19世纪，既科学的又是普遍的观点是：非洲人比白种男人和女人更接近大自然。19世纪进化论之后，科学家论证非洲人更直接地起源于灵长类动物。

当考查被俘获的男人、女人、儿童在奴隶船上遭受的痛苦，奴隶贸易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利益就更清楚了。在横跨海洋的旅途中，许多人不仅死于疾病或死于暴露在自然环境中，也死于贸易者的残忍。如果从单一经济利益考虑，这些男人会认为船上货物值钱，他们会很好的地保护奴隶的生存。但是相反，他们的行为表现得异常残酷。

露茜（Ruth）和杰库柏韦尔登(Jacob Weldon)是一对非洲夫妻，经历过奴隶运输，他们记录下一个偶然事件，一位 9个月大的婴儿因不肯进食而遭鞭打，鞭打之下，婴儿仍不肯吃，船长就命令“先把婴儿的双脚放进一壶开水中。在试了其他折磨方法都失败后，船长扔掉孩子，致使他的死亡。船长从这种施虐狂行为中仍没有得到足够的满足，他命令母亲把孩子扔到船外。母亲拒绝，遭到不停的殴打直到她屈服。”

霍克称这种行为是施虐狂，的确如此。很清楚，为了让孩子去吃东西而杀害他不是一个理性行为 。更确切地说，为了自身的利益施行残暴，这样的动机别处也存在。但是为什麽奴隶贩子应该残忍的对待一个小孩？在文明的疯狂理智中，在这个船长的理智中，因为这个孩子的皮肤是自然力量的一个象征。这个男孩的婴儿期使这个男人想起他自己的婴儿期，想起易受伤害的记忆，想起他的自然性。在那一时刻，他能够显示超越大自然的权力，惩罚他自己的易受伤害的孩子，在他之中的孩子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他的仇恨和残忍下面存在一个深层的自我憎恨。

每一次孩子拒绝他的命令，在他的灵魂没有发现的一个区域，他处于恐惧中，这只能意味着他正在丢失他的权力，因此他的整个存在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方式中，船长相信他是为了保卫自己才谋杀了一个 9个月大的孩子。如果他的一部分同这个孩子一起遭受折磨，通过强迫母亲把孩子仍到船外，他是在惩罚他自己的同情和同情自身。这样一种同情对大脑也是危险的，因为同情把我们带回我们感觉的能力。

相同的经济和象征的动机激发了大屠杀。希特勒在权力舞台上步步高升时，德国的经济遭受着可怕的经济萧条。同时，男人位于宇宙中心的旧模式正再次受到科学发现的威胁。纳粹党认为犹太人应对经济匮乏负责。但什麽是经济贫困的感情体验？不仅仅是缺钱，还缺少食物，或者住房，或者安全。贫困或者经济上的无保障，使我们听从大自然的摆布。我们变得害怕丧失，害怕遭受痛苦，害怕死亡。在控制大自然的妄想中，欧洲人的理智把犹太人作为大自然的象征。惊恐于经济匮乏和变化的世界观，纳粹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和所有权，大屠杀开始了。

在希特勒的疯狂中，我们辨认出塑造我们理智文明的自画像。今天现代科学通过基因工程做出相同的努力要控制生殖过程。从罗莎莉伯苔（Rosalie Bertell）的一篇文章中，我们读到辐射能引起基因突变和流产。文明在生殖中继续发狂。今天我们也分享着纳粹的理智，计划最终解决大自然。这个解决是毁灭大自然并且用她的毁灭记录代替大自然。这种范型在历史上屡次出现。尽管第三帝国为了防止国际调查，企图藏匿集中营的存在，他们犯下的残酷暴行为已被SS（纳粹党准军事单位）详细记录在案。希特勒惯于在他的私人房间观看记录男人和女人被屠杀和拷打的电影。

今天美国军事战略发展出赢得核战争的一个新计划。他们论证核战争的胜利者将能保留毁灭过程的最好记录，能最全面知道发生的一切。既然情报装置已准备发射到太空去，这些机器不会被毁。这些男人实际上已混淆了他们的有形存活和信息存活。

这是骗子理智的天性，选择保留他的欺骗去控制他的生活。当德国军队正蹒跚在俄国前线，希特勒从严峻的战场上分出部队并提供火车，为了把男人、女人和儿童送往奥斯威辛处死。他想像反对犹太人的战争更重要。他理智中担负的真正的战争—实际上是和他自己的战争。因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个人仇恨是对他自己一部分的仇恨的遮蔽。

我们的文明是一个整体也是真实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我们试图否认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试图破坏大自然的心灵和精神，也是我们的心灵和精神，我们被我们理智创造出来的一种疾病控制，这种疾病就像是施虐受虐狂、精神分裂症、妄想狂—困扰灵魂的所有疾病。我们惩罚我们自己，我们恐惧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最后，我们属于一个决意要自杀的文明，正在悄悄犯下毁灭大自然和自身的罪行。

但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另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整体的秘密知识。记忆的图示排除我们孩提时的记忆。我们不认为我们仍然知道孩子的状态，还没有被文化教化分裂的自身。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在我们的身体内，那种记忆仍在。我们的呼吸提醒我们那种知识，提醒有一段时间，当我们好奇，当我们让大自然对我们说话并在我们里面说话。

存在一种没有从大自然分离却表达大自然的文化。理智是个有形的地方，它是由组织、血液、细胞和原子组成，它具有细胞的所有知识、原子的所有平衡。人类的语言是由人的嘴塑造，由人的舌组成，由能被耳朵听到的声音构成。地球和物质结构间有一种共振。我们应该去倾听、去感觉。我们的性感觉、我们享受欢快愉悦的能力、我们对美的喜爱，驱使我们向往束缚我们的爱的存在。如果地球上任何地方有声波，如果有哭泣或者欢笑的声音，就会来到我的耳朵，来到你的耳朵。我们的相互联系不仅在于我们依赖生物圈，我们共同参与了一个物质和能量场，其中在我的皮肤和空气和你之间没有边界，而且也在于通过我们所知和所感使我们相互联系。如果能够再次拥有我们自己的知识，它巨大的如同存在。

我生而是女人，被这个文明塑造，具有这个文明的理智，但也有女人的理智和身体，具有人类的体验。在我自己生命中遭受的痛苦，使我感受到灵魂中的所有冲动。这些冲动是我的文化的一部分。在我抗拒痛苦和改变中，我感觉到朝向毁灭的意志。另一方面我身体内的歌唱日日恢复我对这个地球的热爱。我知道经由缓慢的练习，如果我要存活，我必须学会倾听这首歌。                   

吴蓓 译

原文<</SPAN>Split Culture>

选自〈HEALING THE WOUNDS>   Edited by Judith Plant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89

作者 Susan Griffin 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

2000年9月20日 译毕  

                                  2000年11月2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