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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也是写于十年前。上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威胁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十大灾难中,排在首位的是核武器。许多年前我就看到报道,地球上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人类三十次。在和平年代,核武器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发生战争,动用核武器的话,整个人类将面临可怕的灭顶之灾。

 

“我是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日益先进的杀人武器

 

  去年科索沃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次战役中集中使用高技术武器最多的一次,仅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就占98%以上,而91年海湾战争中仅占8%,98“沙漠之狐”对伊拉克的空袭也只占50%。难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对高级将领和军官说:“你们一旦装备了高新技术,走到哪里都能完成任务,武器是你们的上帝,世界是你们的家。”技术已经成为现代战场上的主宰,高科技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几乎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俄罗斯等国强烈抗议北约空袭,但毕竟军事实力欠佳,不足以构成对北约的真正威胁。

 武器装备的程度影响到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局势中占有的地位,如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就是5个核大国, 98511日印度在48小时内进行了5次核爆,宣布成为有核国家,其目的之一是想以此显示自己的大国地位,企图与美苏英法中5个核大国平起平坐。

 高技术武器来自强大的经济实力,1990 年全世界每分钟军事开支186万美元,1996年美国的国防预算2600亿美元,人均996万美元。今年44日美国五角大楼估计导弹防御计划的开支是302亿美元。全世界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技专家,每4人中就有1人从事武器工作。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汽车、空调、互联网……,带来了闲暇、舒适和享受,另一方面又使人类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中,使人类生存在文明可能毁于一旦的恐惧中。

  其实自有人类以来,家族之间、部落之间、国家之间为了资源、权力、宗教等就不停地进行着战争,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从目的上说都是一样的:摧毁对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的应用,现代战争显示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武器的不同,“从前有2个人,在他们2岁时,他们用手打架,当他们12岁时,他们用棍子打架,还互扔石头,到他们22岁时,他们用枪彼此射击。”接下去,他们用坦克、飞机、毒气、导弹互相攻击。术。其次,古代战争是区域性的,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即使被毁灭了,新的国家和民族还将兴起,而现代战争跨越国界、洲界、甚至整个人类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核专家估计,目前全世界的核弹头数量足以毁灭人类20 次。

  还有杀人者心理不同,古代杀人是面对面,再有本事一天能杀10多人或20多人。当他回到家与妻子共进晚餐的时候,在与孩子嬉戏的时候,在夜晚做梦的时候,死人的形象会在他脑海里出现,临死前的惨叫会在他的耳旁响起,他会感到心神不安。看到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时,他会感到恶心。而现代战争的杀人者只需按按电钮,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外,成百上千万人的死亡,他看不见、听不见、闻不到、他若无其事,仅仅操纵了一下机器而已,机器完成了一切,他的良心没有负担,德国学者贝那诺斯悲叹道:“使我们对未来绝望的,难道不是对几千个无辜者的这种屠杀吗?”目前远程导弹的射程已达15000公里以上,核战争的灾难,将送走人类的道德和文明。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丁说:“核战争比任何旧式武器战争更罪大恶极。”60年代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现代技术将我们所有的人置于一种可以想像得到的恐怖境地,人在地球上生存一百多万年当中曾经遇到种种灾难,但是与这种恐怖相比,所有这些灾难都无足挂齿。”

 

“我是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由于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各国都把最尖端的科学技术用于武器的研制,同时战争的需要也促使科学家发明新技术,从现代军事技术史来看,武器的发明与改进渗透着科学家的思想和贡献。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达·芬奇,1482年在他而立之年,为谋求职位和收入,向米兰的公爵写了一封自荐信,自我介绍有10 个方面的才能,其中9个方面都是涉及军事机械和武器。

科学家为了谋生制造武器,也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从事武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美国动员了15万人,历时3年,耗资20 亿美元,终于在19457月研制成功,这其中有大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就是突出代表,他全身心地投入,精心设计如何使原子弹杀伤力最大,他帮助政府挑选轰炸目标,提供技术参数,在什么样的位置爆炸能达到最佳效果。

类似的对技术工作尽善尽美的追求也体现在为法西斯消灭犹太人的技术专家身上,他们认真而富有独创性的设计出成百上千地毁灭人体的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法。曾任希特勒政府军备物质部部长的阿佩尔在回忆录中说:“希特勒是能够利用技术手段使罪行成倍增长的第一人。”

一般人认为武器具有两面性,希特勒利用武器就是犯罪、行恶,反法西斯的战争利用武器就是伸张正义、惩恶扬善,那么美国在日本投放的2颗原子弹,造成30 多万人的伤亡,究竟是善是恶?目睹第一颗实验原子弹的爆炸,奥本海默首先想起印度圣诗哈加瓦基塔中的一段:

 

“漫天奇光异彩,

 有如圣灵逞威,

  只有千个太阳,

  才能与其争辉。”

 

然尔旋即而来的浓烟迷雾,风暴怒吼,大地颤抖,奥本海默脱口而出诗另外两行:

 

“我是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二战结束后,奥本海默获得了许多荣誉,他担任美国原子能政策委员会的首席顾问,他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继续支持生产和改进核武器,然而面对日本原子弹的受害者,他有强烈的负罪感,他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在没把粗鲁、幽默、夸张完全限制的某种粗俗的意义上说,那些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已经知道了自己在犯罪,而且这是科学家所不能忘记的。”一次他代表美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口而出:“我的双手沾满鲜血┅┅”。

作为原子弹基础理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在二战结束后,一再发表演讲,呼吁和平,他认为科学家既不是政客,也不愿意干预政治,但对于参加过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来说,却被责任感所烦恼,他们不愿意看到人类毁灭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爱因斯坦说:“但愿那种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精神、宽大和友好的精神,在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心里会占优势。要不然,人类文明在劫难逃。”

 

科学家的选择

 

  科学家能否拒绝参与武器的研制?二百多年前,曾为弹道学奠定基础的意大利科学家塔塔格里亚有过这样的想法:“我曾打算写出一篇关于炮击技术的论文,┅┅可是有一天我在独自思考想到这种技术可能损坏邻国,可能毁灭人类特别是可能毁灭彼此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的基督教徒,而我却想使这种技术臻于完善,我觉得这实在是一桩应该受到谴责的事,一桩可耻的事,一桩野蛮的事,应在上帝和人类面前受到严厉惩罚。因此,┅┅我把自己关于这一课题的计算和笔记全部撕掉烧毁。”不过当土耳其人马上就要进攻意大利时,他又改变了主意。

  1962年德国著名剧作家迪伦马特创作了《物理学家》的剧本,在一个精神病院里住着当代最天才的物理学家莫比乌斯,他在研究中发现了宇宙的秘密,如果他公之于世,他会得到各种名誉和大笔金钱,但他预感到人们会利用他的成果发明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武器,与其整个人类陷入互相残杀的疯狂,还不如他一个人是疯子。他假装胡言乱语,被送进了精神病院。15 年后又来了2位物理学家,一位自称牛顿,一位自称爱因斯坦,他们装疯是为了查明莫比乌斯的真相并获取他的成果.在彼此了解后,他俩劝说莫比乌斯离开疯人院,牛顿认为科学是自由的,他可以为任何一个国家或部门工作,爱因斯坦认为物理学家应该获得政治权力,以便支配科学应用的方向。莫比乌斯则反驳了他们的观点,牛顿为之工作的部门,最终还是利用科学成果制造武器,而爱因斯坦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政治权力,只能向他偏爱的党派提提建议。

  剧中莫比乌斯说到:“有一些风险是人们永远不应当去冒的:人的堕落就是这样的一种风险。世界用它已经拥有的武器对准什么,我们知道;它要用我们造成的那些武器对准什么,我们可以想像,现实会因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崩溃。我们的科学成为可怕的了,我们的研究成为危险的了,我们的认识成为致命的了。对我们物理学家来说,我们只剩下在现实面前投降了。”物理学家必须收回他的认识。只有在精神病院里,他们才能自由地思考,才能避开唯利是图的商人和强权的政治家。莫比乌斯认为“我们是疯子却又聪明,是囚犯却又自由,是物理学家却又无罪。”牛顿和爱因斯坦最后一致同意莫比乌斯的选择----在疯人院里度过余生。他们从人类中消失了,避免了人类的消失。

 但是今日科学技术是历经2 千多年,由无数的科学家、技术家的一点一滴的努力积累起来的,个别天才科学家的隐遁可能会推迟科学的进展,然而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总是会到来的。控制论、系统论的奠基者诺伯特·维纳就曾想放弃发表他的研究,以免被误用在军事领域造成残杀,误用在工业领域造成失业,考虑良久,他得出结论:“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想法与其说是属于我自己的,不如说是附带条件的产物。即使我对我已经做的工作一句话也不透露,它也会在别人的工作中再次出现,而且这很可能是以一种较不明确地表现其哲学意图和社会危险的形式出现。我不能从这条老虎的背上下来,除了骑着它以外别无它途。”

 

和平的希望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必然趋势,把科学技术应用于武器制造也是无法改变的结果。二战后一批有良知的科学家不仅呼吁和平,而且从科学上论证:研制核武器会把整个人类带入世界末日。1949年美国关于是否研制氢弹的讨论中,部分科学家警告说:“就其本性而言,氢弹并不限于军事目标,它几乎变成了灭绝种族的有效武器之一。以任何道义为基准,这种武器的使用都是非正义的,即使对敌国使用也是如此。事实上,这种武器的破坏力是无限的,它的存在以及生产这种武器的理论知识对整个人类都是一种威胁。┅美国总统应该告诉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从基本道义出发,我们觉得不应该研制这种武器。同时我们也欢迎世界各国与我们签订不研制这种破坏力巨大的核武器公约。”遗憾的是3个月后,杜鲁门总统声明:“我作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我命令原子能委员会把有关各种武器的工作,包括氢弹方面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良知的呼声遏制不了政治家争霸世界的野心,1954年美国第一颗氢弹问世,紧接着第二年苏联也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热爱和平的科学家没有因此退却,他们通过电台、电视、报刊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和平、控制核军备的运动,1955年爱因斯坦----罗素宣言的发表是科学家进行军事研究活动中觉醒的标志,从滥用科学制造武器的道义上的谴责,转向更多的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批评和抵制。科学家论证了战争的全球性消极后果,指明双方同归于尽的必然归宿,为严密监视、监测各国对国际法规的执行情况提供了保障。二战至今,没有发生核武器世界大战,部分原因要归功于科学家的努力。

 政治家发动的战争,付出生命代价的总是平民百姓。让我们切记: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而又无比珍贵,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珍惜他人的生命。在21世纪,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声浪一定会响彻全球。

 

 

主要参考文献:

1,迪特马尔米特编《有为与无为》三联书店 1996

2,Friedrich Durrenmatt<The Physicists> GROVE PRESS,INC

3,璐羽<奥本海默-特勒之争极其现代意义》,自然辩证法通讯 No 1,1990,

4,黄梅《军事研究与发展:科学家的两难困境》,自然辩证法通讯 No1,1990

 

 

                                                        初稿 1999/5/3

修改 20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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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蓓

吴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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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硕士,担任过大学物理教师13年。2001年赴英国爱默生学院学习华德福教育,2005年9月开始在北京实践华德福教育。已出版的书籍:《华德福老师的心灵日记》(原名为《英格兰的落叶》)、《请让我慢慢长大》。翻译出版的书籍:《学校是一段旅程》、《解放孩子的潜能》、《圣雄修身录》《圣雄箴言录》,以及3本儿童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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