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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和荒野保护

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和荒野保护

——来自第三世界的评论

Ramachandra Guha

吴蓓

Ⅰ介绍

令人尊敬的记者塞尔(Kirkpatrick Sale)最近庆贺道:“一种新的对现存环境机构不抱幻想的运动正在发展, 近年来它发起了一系列对时尚、物质、系统、情感等的攻击。”塞尔称这批人为“新生态学家”,具有强烈吸引人的思想,他们就是本文提到的深层生态学家(Deep Ecologist),他们谴责主流环境保护主义的狭窄经济目标,新运动的目标是在人类对待自然界方面来一场哲学和文化上的变革。相比基地设在华盛顿专门用于进行环境保护游说的努力,它提出用战斗捍卫“地球母亲”,坚定地抵制人类对原始荒野的进攻。由于他们的目标从精神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深层生态学的追随者涉及美国环境运动的广阔范围,近几年来出现在一系列领域中,从学院哲学(如环境伦理期刊)到流行的环境保护主义(如地球优先组织)。

本文我从同情的局外人角度展开对深层生态学的讨论。我不是作为一名在吉福特平肖(Gifford Pinchot)和约翰谬尔(John Muir)两个幽灵之间战斗的将军(或者一名步兵),这场持续的斗争控制了美国环境运动,而是作为这场斗争的旁观者来做出评论。我是一位热情的环保支持者,但支持的是在印度的环境运动。印度的生态多样性可以和美国相比美,然而文化与社会的历史却迥然不同。

我对深层生态学的讨论,本质上是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我特别考察了用普遍性的术语呈现自身的文化根源。我做了两个论证:首先深层生态学是独一无二美国式的。与其它文化背景中(如西德和印度)激进环境保护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目标有相当大的差异,虽然表面上言辞风格有相同之处。其次,把深层生态学在世界范围的基础上付诸实践(它的实践者的追求目标),其社会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Ⅱ深层生态学的信条

“深层生态学”术语是由挪威哲学家Arne Naess发明的,关于它的政治和哲学的含义,在美国深层生态学的信奉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彼此分享着一些关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基本假设。依我看,深层生态学的主要特征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深层生态学论证,环境运动必须从“人类中心论”转移到“生物中心论”。是否接受这个观点已成为深层生态学的试金石。西方哲学核心思想之一是人类中心论,如相信人和他的工作是宇宙的中心和目的。深层生态学家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试图反向地认同另外一些寂寞的思想家(利奥波德、梭罗、谬尔、Aldous HuxleySantayana等),这批思想家把人放在自然秩序中一个谦卑的位置上,他们是深层生态学思想的先行者。同时在政治领域,深层生态学家谴责现行的环境保护主义(浅层生态学),他们讨论时仍然使用人类中心的术语。深层生态学认为保护大自然,除了人类利益外,还有一个内在的价值可以传达给未来的后代。深层生态学把人类中心和生物中心的区别做为公理接受,并以此展开他们的讨论,现今的大部分辩论仍陷入这种泥潭中。

第二,深层生态学关注原始的荒野保护和把退化的地区恢复到原始状态,相比较而言(有时是绝对的)忽视了环境议程中的其它问题。我找到了这种荒野强迫症的文化根源和异常的结果。在此我指出3个不同的来源。历史上的,本世纪初在美国环境保护中,保护主义(激进的)和功利主义(改革的)的广泛传播,一直影响到深层生态学,其实深层生态学就是这种二分法演出的继续。伦理上的,生物中心论的一条必然结果是:动植物和大自然拥有生存的内在权利。最后,荒野的保护转向了科学上的论证——即在稳定的生态王国里生物多样性具有的价值和为后代保留基因库。深层生态学正是基于这些论证提出激进的政策建议。如颇具影响的诗人Gary Snydr,愿意看到减少90%的人类以便恢复原始的自然,而其他人据理力争地认为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必须立即从人类干扰中隔离开来。

第三、普遍乞灵于作为深层生态学前兆的东方精神传统。使人们容易联想到深层生态学在主要宗教传统中实践过,从更加普遍的层次上,又在非西方社会由“原始”人民实践过。这种研究补充了西方思想。一方面是恢复犹太一基督教传统中的不同声音。另一方面是暗示其它文化的宗教传统如果不排除“生物中心”观点,则相对而言更优势。(古代)东方和(现代)生态智慧的结合有利于强调深层生态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哲学。

第四,无论深层生态学内部有怎样的分歧,他们共同相信他们处于环境运动的“领先地位”。作为浅/深和人类中心/生物中心区分的两种极端,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美国和世界环境保护主义的精神、哲学、和政治上的先锋。

Ⅲ 面向一种评论

虽然我单独分析了每一个信条,但在深层生态学的评论中,我把这些单独的主题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来讨论。

1)深层生态学开始追究人的骄傲和生态上的自大。在宗教和科学的传统中,从人类中心转向到生物中心(人类在生态系统中只是一个元素)是受到欢迎的。不能接受的是深层生态学由此得到的极端结论,特别是对自然的利用应该由保护生物的整体性来指导而不是取决于人类的需要。这种二分法在理解环境退化的动态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地球面临的两个基本生态问题是:(i)工业化世界和第三世界城市特权阶层的过度消费;(ii)日益增长的军事化趋势,既有短期影响(如,正在进行的局部战争)又有长期危险(如军备竞赛和核毁灭的可能)。这些问题没有哪个能轻易地和人类中心一生物中心的区分有关系。这些过程的原动力不能包括在哲学的二分法中。工业化和军事化造成的生态学上的浪费,直接的原因远远超越世俗领域:在整体层次上,是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对立,在微观层次上,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无论从哪个层面分析,都不能把原因归结到人类中心论,相反它们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导致的生态退化违背了人类最大利益!如果我对于自然界的主要危险的认识是正确的,则求助于人类中心论的转向往好处说是毫不相关的,往坏处说是一种危险。

(2)如果上述二分法与生态灾难是不相关的,则把它应用于第三世界,片面强调荒野的保护肯定是有害的。在美国,如果保护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区分被认为是“人民”和“利益”之争的反映,那么在印度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印度是个长期定居、人口高密度的国家,农业人口与自然之间有着良好的平衡关系,而保留荒野地区会导致自然资源从穷人手中直接转移到富人那里。如受到国际保护团体欢呼的老虎公园网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老虎保护项目明确地假设老虎的利益和保护区及周边的穷人的利益是冲突的。老虎保护区要求村庄和村民搬迁,要求长期地把农民和家畜排除在外。为老虎和其它大型哺乳动物,如大象和犀牛建立公园的原初动力,来自两个社会群体。首先是以前的猎人转变为保护主义者,他们属于大部分印度联邦衰落中的上层人士。其次是国际机构的代表,如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和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他们试图把美国自然公园的系统移植到印度土壤中,而不考虑当地人口的需要。就像在非洲的许多地方一样,标明的荒野地区首先用来满足富人的旅游利益。那些直接冲击穷人生存的环境问题——如燃料、饲料、水资源短缺、土壤侵蚀、空气和水污染——却没有得到妥善地解决。

可能出自无意,在一种新的极端伪装下,深层生态学为这种有限和不平等的保护找到了一个借口。国际保护主义精英们正在日益广泛应用深层生态学的哲学、伦理和科学,到处推进他们的荒野十字军。有一个惊人的典型例子,最近美国一位卓越的生物学家提议:由作者和他的同事接管地球大部分区域。在有影响的科学论坛“生态和系统论年度评论”上,Daniel Janzen论证只有生物学家才具备热带风景应该怎样利用的能力。作为“自然界的代表”,生物学家“负责热带地区的生态未来。”只有他们拥有专门的知识和授权“决定是否热带农业地区都要被人类、他们的互惠共生生物、共栖体和寄生生物所占据,或者决定是否也要包括大自然的一些孤立地区——自然大量生育了人类,又被人类征服。”Janzen激励他的同事在热带世界有力地推进领土声明,警告这些地区的存在处于危急之中,“如果一位生物学家要把一片热带地区生物化,他们打算用关心、精力、努力、战略、战术、时间和现金买下来。”

这种坦率的帝国主义宣言,突出了深层生态学对荒野保护全神贯注的多重危险。我认为,它严重加剧了美国环境运动中对第三世界更为紧迫问题的忽视。可能更重要,也更为阴险的是,它促进了西方某些人的帝国主义渴望,这些人是生物学家和他们的资助人、组织机构如WWF和IUCN,他们批发转嫁植根在美国环境保护历史中的一个运动,只能导致地球上其它地区的人民背井离乡。

(3)现在我来谈谈对东方哲学坚持不懈的祈求。在深层生态学结构中,东方哲学被看作是时间上的祖先。他们把复杂的、内在有差异的——印度教、佛教和道教——放在一起,混杂成一种自然观作为生物中心论的精髓。个别的哲学家如道教老子被看作是深层生态学的先辈。甚至一位具有政治性、务实性,并受到基督教影响的思想家如甘地,在深层生态学名人殿中,把他放在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上。禅师Robert Aitken Roshi发表了一个奇怪的声明,甘地的思想不是人类中心论的,他实践的是深层生态学的萌芽形式,“这种形式在传统上是东方的,而且不同程度地强调印度教、道教、小乘和大乘佛教。”离开高度哲学性和经典性的宗教王国,深层生态学者进一步声称在物质和精神的习俗层次上,“原始”人听命于他们栖息的自然万象的整体性。

我要指出这种对东方传统的挪用,部分来自构造可信内容的需要,部分来自把深层生态学呈现为普遍哲学的愿望。在内容充实和不切实际的约翰谬尔传记中,Michael Cohen走得如此之远,竟然认为谬尔是“西方(美国)的道家。”这种东方传统的阅读是选择性的,忽视了宗教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和变化。实际上它歪曲了历史。大量的历史记录表明“东方”的人类活动仍然是对大自然有意识的和动态的操纵。尽管神秘者如老子,确实反映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精神本质,但这样的苦行者和他们的思考必须由农业社会支持,这种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更为积极主动。许多农业社会具有在自然环境中的丰富经验和知识,这种知识可能相当于(有时候超越)整理后的“科学”知识。传统的生态学知识即使经过精心制作后,几乎仍不能说成是建立在深层生态学类型的对自然的神秘亲近上。考古学有力的揭示出传统的生态知识并不是绝对正确的,现代西方国家在生态灾难上没有垄断权。

在一篇精彩文章中,芝加哥历史学家Ronald Inden指出,这种浪漫的、武断的东方观点是一种科学想象和一种本质上贬低的观点的反映,这两种观点通常是研究东方的西方学者持有的。在此东方构成了他者,整体的与西方脱离和异化,它被独特的精神和非理性的“本质”所界定,甚至这个本质被两派学术界给予完全不同的评价。一方面,东方人展现了一种尊重自然的依赖精神,这是它的前科学和回归自身的症兆。另一方面,东方人展现出生态智慧和深层生态意识。两种观点都是单一化、简单化,并产生独特的效果——一种情况下是有目的,另一种情况可能没有——否认东方的力量和理性,并使它成为西方思想家的特权范围。

两种相反的观点在话语上有共同的潜在结构,即把东方当做仅仅服务于西方传播媒介的一个手段。不同的东方形象是在西方上演的政治和文化斗争的素材。他们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西方评论者和他们的期望,而不仅仅是“东方”如何。In den的评论是针对研究印度的西方学者,但也涉及到对中国和日本的东方学者的解释:

 

   尽管两种观点似乎完全相反,但他们经常结合在一起。两者在证明印度的他者性质时有着相似的兴趣。主导观点的坚持者最好地例证了过去帝国管理的话语(今天可能用“发展经济”),他们把传统的、遍地迷信的印度放在受到现代理性西方长期指导的地位。浪漫观点的跟随者,最好地例证了学术上的基督教自由主义和分析心理学的话语,对实证论者承认公共和非私人的领域。他们的救助不是来自政府和公司,而是来自一种宗教基金和自助协会的过剩,来自“意识行业”的结盟,更不用提重要的旅游业。浪漫者坚持印度是一个具体化的想象中的私人王国,是西方人缺乏但需要的宗教国度。就像实证论者,他们出于相反的理由,在把印度看作永远是“精神的”和“异国的”的东方学研究者中,有一种既得利益。

 

4)深层生态学到底怎样激进?他们的自我形象和炫耀的言辞,甚至在美国也是受到限制的,它自身也显得与别处的深层生态学完全不同。

我的想法是深层生态学最好是看作荒野保护运动中的一股激进的潮流。尽管促进了哲学上而不是美学上的争论,鼓励了政治斗争而不是谈判。对主流运动而言,荒野的作用是提供了一个暂时性的对抗现代文明的手段。它是工业化社会一种特殊的制度,国家公园“提供一个放松、对照、沉思、确定某种价值的机会,这种价值是那些终其一生住在平凡世界里的那些人的价值。”的确,战后美国国家公园游客迅速增长是经济扩张的一个直接结果。普遍出现的对荒野的兴趣,历史学家Samuel Hays指出“这不是一种面向原始的回归,而是现代居住标准的一个完整组成部分,人们寻找新的‘舒适’和‘美学’的目标,把它们增加到早期占有的必需品和便利中去。”

对大自然的享受是消费社会一个完整的部分,从许多方面来看,私人汽车(以及它引起的生活方式)是最大的生态危害。原始状态的荒野是生态和谐的典范,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驾驶上千公里的路程在国家公园度假是与这种典范完全相符的。他们占有广大、美丽、人口稀少的大陆,他们还能通过经济和政治优势,利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自然资源。以致美国能同时享受经济扩张的物质利益和原始自然的美学利益。“荒野”和“文明”的两端互相共存在内部一致的整体性中,并且这种文化中的两类极端的哲学家被推崇到显著地位上。西方文明显示出自相矛盾,星球大战技术和深层生态学在同一地区——加利福尼亚找到了最充分的表达,这绝不是偶然的。

深层生态学与消费社会并行不悖,它没有质疑生态和社会政治基础。在对荒野的庆贺中,它还显示出在美国荒野运动中,与盛行的民族主义潮流有令人不安的一致趋势。历史学家Rodrick Nash认为国家公园系统是美国对世界的一个特殊贡献,不仅反映了美国的经济,也反映了哲学和生态学的成熟。Walter Lippnan说的美国世纪中,“美国发明的国家公园”必须出口到世界各地。Nash相信环境保护是一种“饱肚”现象,它限制了富人,城市和高度发展。他希望“发展中国家也许最终会进化到经济上和知识上的某种程度,以至自然保护不仅只是一种商业。”

Nash犯的错误(深层生态学在某些方面是鼓励的)是把环境保护和荒野保护等同起来。这是美国观念,产生于独一无二的社会和环境历史中。与其它文化背景中的激进环境保护主义者所关注的典型问题是不同的。如德国绿党,精心规划了一个对工业社会的有力批判,转向接受对增长的环境限制。他们指出在工业化、军事化和征服之间,西方的经济增长是历史性地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经济和生态的剥削之上,Rudolf  Bahro直言:

 

工人阶级(在西方)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低层阶级。如果我从人类的整体考察问题,而不是仅从欧洲的角度,我必须说城市工人阶级是历史上最坏的剥削阶级。在18、19世纪的欧洲,对贫穷的忍受是期待着通过剥削周边地区而摆脱贫穷。现在已经实现了。而第三世界持续的工业化过程将会导致着代代贫困和数百万人的饥饿。

 

全球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城市特权阶层不成比例地享有自然资源的消费,既然不可能重新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化单一文明,西方的生态运动必须从清洁自身的行为开始。绿党倡导通过降低现行的(明显地不可能持续)消费水平,实现“零增长”经济。消费和生产方式的彻底改变要求相互作用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创建——更小的规模,并对社会参与负有更多的责任。但它也同样立足于文化价值观的改变。现代西方人的扩张主义将要让位于自我克制和自我限制的伦理,其中精神的和共同的价值在一个可持续的社会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文化价值观的革命,对环境过程的理解不同于深层生态学

绿党的观点在诸如印度一类的国家找到了一种强烈的共鸣,印度这样的国家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一段历史,工业的发展仅仅是少数特权阶层受益,还要付出巨大的社会和环境的代价。目前在印度进行的生态斗争,集中在维持生存与巨大的强有力的商业部门之间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可能最值得庆祝的是关于Chipko(抱树)运动。它是一场农民反对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砍伐森林的运动。这类运动尖锐地批评建立在土地和植物基础上的城市中心,以及工业的不可持续需求。其中有反对搬迁农民建立水坝,在小规模的人工捕鱼和为了出口大规模拖网捕鱼之间的斗争,包括抵抗商业化的森林经营的农村运动,反对下游农业和渔民社区的工业污染。

这些环境运动有两个方面不同于他们的西方对应者。首先最严重地遭受到环境退化危害的群体是:穷人、无地的农民、妇女和部落。它关系到基本的生存问题,而不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其次,环境问题的解决深刻地涉及到平等问题,以及经济和政治的重新分配。印度环境保护主义的领导人强调:“环境保护分分秒秒要关心到大多数群体。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自然的使用和谁从中获利。”他们要寻求从国家和工业部门那里夺回自然的控制权,把它交回到真正生活在环境中的农村社区,这些社区正在被日益排挤到自然之外。他们的需要是基本的,对环境的索取是有限的,他们能够依靠一个相互合作的社会机制和当地生态知识宝库,根据可持续的原则,管理“公共财产”:森林、草地和水。如果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扩张加速了社会不平等,又仓促跌入生态学知识中,一个另类的生态学必须建立在一个另类社会以及政治之上。

德国和印度环境保护主义的简要概述,对深层生态学是富有启示的。德国和印度的环境传统对生态的关心有更充分的全盘考虑。他们特别强调平等和社会公正(既在单个国家内又在全球范围内),他们相信没有社会的变革,恢复环境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最后,也许最有意义的是他们避开了对荒野保护的成见。荒野保护是美国文化和环境历史的特征。

Ⅳ陈词滥调

1958年,经济学家J.K.Galbraith提到在美国保护运动中还没有触及的过度消费问题。他写道:“在保护主义者对待物质消费中”,明显地可以进行选择:“如果我们关心物质需求的贪婪欲望,增加供应、减少浪费、更有效地利用库存、发展替代品似乎是合理的。但什么是欲望自身?这是问题的最大症结,如果它继续呈几何级数的增长,不会终有一天受到限制吗?在资源问题的文献中这是一个被禁止的问题,人们几乎完全沉默。”

自从Galbraith写下这段话以来的30年,消费经济和社会巨大地膨胀了,他的批评今天几乎仍然有效。我说“几乎”,是因为出现了希望的迹象。环境运动中几个分散的群体正在研究发展有利生态的技术,并鼓励减少浪费的生活方式。在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自我限制的边界之外,和平主义者反对长期战争经济的行动正在进行,这个和平运动有着辉煌的历史,在道德和政治上的信誉无可挑剔。

这些美国社会中的组成部分(依我的想法,是有希望的)正是深层生态学缺失的。在他们受到广泛关注的书里,比尔戴沃(Bill vall)和乔治赛辛(George Sessionsa)没有提到军事化或和平运动。当一些活动家把实际的关注放在发展具有生态责任的生活方式上(如Wendell Berry),他们被嘲笑为“落入缺乏深层生态学意识的短视中”。在美国背景中的彻底的生态学应该向着适当(appropriate)技术(适应特定环境和条件的)、另类的生活方式和和平运动方向努力。通过把人类中心一生物中心的区分做为争执焦点(大部分是假的),深层生态学也许能提高道德基础,但他们同时对美国和全球的环境保护造成了严重危害。

 

 

原文:Radical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nd Wilderness Preservation :A Third World Critique

作者:Ramachandra Guha

选自:《People, Penguins, and Plastic Trees》-Basic Issue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Pierce/Van Deveer  2 nd  Edition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P 358-364

在本文翻译过程中得到王荣亭先生的指导,特此感谢。

 

2000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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