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Marti Kheel

译者：吴蓓      校译者：刘耳

 

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替代医疗”是对标准的偏离，而现代西方医学则被视作一个经长久、稳定的朝着进步与真理发展的过程而达到的顶峰。通过集体的记忆错误，我们的文化似乎忘记了现代西方医学是相当晚近的现象，而现在被称作“替代治疗”的方法却已在全世界实践了几千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西医才是真正的“替代”，它代表着古往今来医疗上最大的偏离。

 

这种偏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社会对自然界态度的戏剧性变化。伴随这种变化，我们对动物及其在帮助人类获得健康中的作用的认识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也许，从最古老的治疗方式到最现代的医疗——即从治病的草药到致命的西药的转变，最能清晰地代表我们对自然界态度的变化。

 

一般认为，草药是最早的医疗治疗方式，由非专业的女性治疗者实践了数千年，至今在世界上多数地区仍是主要的治疗方式。事实上，妇女是历史上主要的治疗者；而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世界医疗需求的95%仍然是由她们提供的。她们的医疗实践来自一种丰富的整体性治疗传统。可悲的是，这种传统在西方大部分地区遭受了破坏。女性“治疗者”现在主要是从事护理行业，相对于以男性为主、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疗界精英，她们只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她们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按照医生的处方，配置化学品和西药。西药——而非草药——成为疾病主要的治疗方法，而妇女则成了这种药物的主要消费者（也是主要的受害者）。

 

要理解从草药到西药的转变及与此同时发生的权力从女性向男性的转移，我们必须了解世界范围内两种医疗方式的演化。草药治疗源于整体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史前阶段的母系社会中得到充分表达。这种文化认为自然界所有的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同属于神圣的大地母亲。大地母亲滋养万物。“物质（matter）”（这个词与母亲“mother”来自同一词根）被认为是有自身生命力的活的存在，人们使用膏药、根和草药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物质具有治疗的能力和生命力。

 

在这种文化中，妇女和自然都受到尊敬，人们认为妇女与自然有密切的联系。植物和动物常被看作与神有密切的关系，或者干脆被看作是一些女性神灵。世界各地都有过人们在生病时呼唤某个女性神灵的风俗。这个女性神灵可能体现为一种植物、一条蛇、一头牛、一头狮子，或体现为一个女性保护神（后来还体现为童贞女玛丽亚）。在无数的社会，从美洲印地安民族到古代希伯莱及古希腊民族，人们都把蛇与医疗女神联系在一起。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我们看到人们离早期的观念已有多远：女人和一种动物（夏娃和蛇）被看作是世界上一切罪恶之源。

 

早期母系氏族社会的整体观哲学的一个反映，是人们对疾病与健康问题也采取整体观的态度。各种整体性医疗一个共同的前提是治疗必须针对整体的人，而非简单地针对其症状或“疾病”。病不是有着特定疗法的单一的“疾病”，而是人与自然界关系失调的一种表现。人体的“内环境”与周围世界这一外环境被视作一个整体。

 

草药治疗源于一个整体观的传统，此传统认为不仅身体，而且心灵（或精神）也有治疗的力量。不管是在配制还是在服用草药的时候，人们往往同时行祷告、吟颂、念咒或其它仪式。这类仪式通常被认为是草药神奇力量的基本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仪式，药就不会有疗效。

 

在早期母系氏族社会，人们认为治疗与有妇女的生育能力是联系在一起的。两个主要的治疗神希革娅与潘娜茜也是伟大的女神两只乳房的名字。这样，妇女给予生命和抚育的力量（nurturing power）就与乳房联系起来了。我们的语言中“乳母”（nurse）一词就体现着古已有之的这种联系。

 

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非专业性的女性医疗者都把大自然视作自己的同盟。她们是利用大地的物质及人体自身的治疗力量来增强人们的健康，而不是去攻击疾病。这些非专业的女性医疗者配制油膏、膏药、药茶和药草浴，以减轻病人的痛苦，帮助他们的身体恢复健康。她们为妇女提供避孕措施和施行流产，也设法减轻她们分娩的痛苦。她们为人们清洗疮口，接上脱臼的骨头，按摩疼痛的关节，举行仪式和祷告。对许多妇女来说，配制草药的知识极为平常，就像做饭的知识对今天的妇女一样。

 

如果说草药治疗是基于一种整体世界观的话，西药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医疗则是基于一种二元世界观。整体观尊重人体与大地的治疗力量，现代西方医学则是基于一种对自然的治疗力量不信任的基础之上。西方医学的历史是一场漫长的征服自然生命力的斗争，要剥夺自然的生命力。西医认为给世界以生命的是逻各斯或奴斯，而不是如人们过去相信的，是自然或伟大的女神。渐渐地，人们不再认为生命的活力（包括治疗的力量）是在于大地或身体这些“单纯的物质”，而是在于“理性”、“科学的”（亦即男性的）心智。

 

促使早先那种世界观走向消亡的两种最重要的观念，是培根和笛卡尔的哲学。培根认为自然像一个充满神秘的处女，人们得以科学为工具穿透其阴道以探索她的秘密。培根式科学试图发现尚不为人知的、“仍留在自然的子宫里的许多有用的秘密”。其目的已不止于了解自然，而是要用“理性的”（亦即男性的）心智去征服自然。

 

笛卡尔的世界观把征服自然的观念推到其逻辑的极端——即自然的死亡。具有女性形象的大自然被降到了一个低级的、没有活力的地位，与“理性的人”截然不同。活力论者相信一切生命皆有其不可化解的活力，笛卡尔则与此相反，断言自然也遵守力学（或化学）定律。根据这种观点，自然是一架机器，没有理性，也没有灵魂。动物也是机器，不会体验到痛苦。它们在被人解剖时的痛叫，也无非是一种机械性的反应。

 

征服自然的观念和把自然视作机器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成为了现代西方医学的命脉。根据这种现代的、科学的观点，疾病反映的是身体这架机器出了故障，有病时就需要修理这架机器。修理需要手术、药物、器官移植等，而这些无论哪一种都得由具备专门知识、技术和技艺的人来做。只有医生及其所使用的工具能修复这坏了的机器。

 

现代医学既把人体视作一架机器，当然也就认为它得服从牛顿力学的因果律。根据这种观点，疾病有一外在的“原因”，通常是病菌、细菌或其它微生物；要恢复健康，只需弄清引发疾病的病因并将其根除即可。根除病原的战斗一般用的是化学武器，而这些武器又是在另一条战线上（即现代的研究实验室）从自然那里攫取到的。

 

这种治疗过程的还原论观点建立了如此牢固的地位，以至许多人都很难想象还可以用别的治疗方法。但从整体观来看，“一种病有一种疗法”或一种病用一种药的观念也同样不可思议。根据整体论的传统，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人自身体内或身体与自然失去了平衡或产生了不和谐。

 

今天，药物已经成为西医对疾病之战的主要武器。西医相信的不是自然的治愈力量——如膏药、植物和身体自身的治愈力量，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进攻“疾病”。正如培根试图以科学的工具去猛攻自然的城堡一样，现代医学也宣布了一场战争，这就是它对人体和整个自然界的战争。西医不相信自然的治疗力量，于是选择用“穿透自然”的方法来取得疗效。植物自身已不再被视作有价值，西医是要把植物效最强的成份分离和提炼出来，并将其合成为化合物和药物。自然成了一种资源，只有经过男性理性头脑的转变后才能有用。

 

在西方医学对疾病的战争中，人体成了主要的战场。对癌症的“战争”中用的两种武器——氮芥与核幅射——都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作武器。在现代的医学界，战争的术语随处可见。例如，1971年的一份总统法令宣布了“对癌症的战争”；医学界人士常常谈论用一系列药物及“神奇子弹”“瞄准”癌变的组织，对细胞进行“轰炸”。反过来，被称作敌人的人也常被描述为癌变肿瘤或其它形式的疾病。最重要的，我们被告知只要从事生物医学的科学家有足够的经费，这场战争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但不足为奇的是，向癌症及其它疾病开战的结果是受害者多于被治愈者。的确，西方医学的战争心态使得医疗致死事件成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很常见的现象。在美国，处方药已成为医源性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每年致死的人数超过了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根据FDA（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报告，1978年有150万美国人由于药物反应而住院治疗（而这些药是被认为有治疗效果的）；住院的患者中约30%的由于治疗而病情加重；美国每年服药致死的人数估计为140,000。”药物疗法如此普遍，以至于60%的医生治疗普通的感冒都要用抗生素。不幸的是，许多药的副作用几年后才能显示出来，使人们无法预料会出现的什么样的后果。

 

与医疗对我们发起进攻的同时，化学物质又在另一条战线对我们的身体进行攻击，那就是杀虫剂、添加剂和其它化学药品在不断地污染水源、食物和空气。大规模的化学进攻破坏了我们体内的“生态”，即我们天然的免疫系统——而免疫系统实际上才是我们唯一真正的防御。

 

人们对医学行业的信赖并没有因为药物的毒性和滥用而受到影响。相反，大多数人以原先对神父的尊敬来对待医生。然而，当今的医生认为自己理当享有的那份尊重是经过一场漫长的斗争才获得的。这场斗争的对象是与现代医学不同的一切其它形式的医疗。要了解这场斗争，我们得从许多年以前看起。

 

西方医学的科学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医学。虽然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学著作包含着合理的整体论原则，但它也含有后来传播开来的二元观念的种子。此学派关于4种体液的概念所蕴含的疾病观最终导致了后来的机械论观点，认为对疾病应该进行控制，并强行把疾病驱走。在希波克拉底医学中，病人的症状被夸大为一种危机状态，以至治疗中采用催泻、放血、诱发呕吐和其它的“烈性”疗法。“帮助”自然的观念在当时就已使医生想要给自然以“帮助性的”推动。另一方面，女巫和信仰疗法术士被希帕克拉底冠以庸医和冒牌医生的恶名。

 

然而，对非专业的女性术士的攻击直到13世纪才被制度化。在这个时期，西方国家通过了各种法规，要求医师必须获得医学训练和行医执照。由于大学几乎不对妇女开放，非专业的女性术士实际上就不能合法行医了。但在今天看来，当时的医学训练与医疗实践其实并没有多少堪称“科学”。医学生学习的内容大多限于占星学、宗教和哲学，他们读的书中，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神学理论的要比关于医学理论的多。希帕克拉底医学传统所主张的烈性医疗成为对医生所偏爱的治疗方式，不过这种疗法所用的腹泻药已不只是从植物中提取，而也从毒性大得多的矿物中提炼。以汞、铅、砷入药与放血疗法一样，成了例行的疗法。几个世纪以来，医师们因过于坚信其医学理论的正确性，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疗法往往是害处多于益处。

 

虽说最终是白人、上层阶级、男性的医生以科学为伪装，从非专业女性术士手中夺取了医疗的控制权，但最先对女性术士给予沉重打击的却是基督教会。在1479年至1753年之间，估计有9百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被控为巫者而被判处死刑或烧死。很有意思的是，当时给女巫的称号之一是“Herberia”意为“收集草药者”。往往这些妇女被指控的罪名就是她们治病的能力。教会的攻击一方面是针对崇拜伟大女神的宗教（这种宗教体现了一种对整个自然界的尊敬），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按照这种传统生活并将其知识世代相传的农民。

 

治疗为什么会被认作是一种犯罪呢？要理解这一点，就得先弄明白教会对待妇女和整个自然界的态度。根据教会的解释，自然那充满活力的治疗力量不在大地中，而在一个男性的天国上帝那里。疾病甚至分娩的痛苦，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根据“上帝的计划”，只有经教会批准的人（基本上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男人及他们需要与其协商的牧师）才能行医。

 

当教会大肆攻击女性术士之时，科学领域也正逐渐地发展出一些观念，最终成为对整体观医疗更为严峻的挑战。生理学与化学本来部分地源于草药医学传统，但这两个学科却将此传统纳入一种“科学”，从而微妙地取代了它。不过，草药医学传统还没像许多年后那样，完全为“科学”所侵吞。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女性术士仍在施行草药医疗。甚至直到19世纪，大多数人在生病时还是找用草药治病的医者。药物的配制主要是用“天然植物，即捣碎的叶子、花卉和根，或是用这些东西沏的茶，或是从中提炼出的一些东西。医学与植物学仍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到19世纪中叶，至少在美国和欧洲，人们用的药物中有80%的还取自植物。今天，西药中基于植物的不到30%。

 

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大规模的制药业的兴起，也随着人们对科学的信心日益增强，“正规的”医生才成功地击败了草药疗法、顺势疗法及其他的整体观传统。当时正试图确立自己地位的医疗行业从蒸蒸日上的制药业那里看到了一个机会，即它可以通过加强与技术的联系来巩固自己不那么稳定的名声。医疗行业很幸运，因为制药业也将“正规”的医生视作推销其新出药品的一个理想的工具。这样，制药业全力以赴地开展了一场运动，要“正规”医生处方时给开他们的药。这场运动直到今天仍在进行。与此同时，医疗行业同样也展开凌利的攻势，以降低整体观疗法的（即“不正规的”）医生的声誉，说他们的医疗实践不符合作为一门“科学”的要求。西医与科学确定了对它们的命运至关重要的联姻，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因而确定了。

 

“正规”医生的兴起亦即一个上层白种男人阶层的兴起。在美国，这个医生阶层的合法化是通过对医学院的彻底改造而实现的。1910年由卡内基股份公司委托撰写的那份著名的弗勒克斯纳（Flexner）报告，使数十家医学院因不符合新的“科学的”标准而关闭。医学院新的指导方针是基于当时在欧洲科学界已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和机械论与数学的观念。根据这新的指导方针，医学院的课程设置要求学生深入学习解剖学、化学、病理学和物理学。一个医学院要获得认可，必须拥有一批专职的研究人员，并具备坚实的技术基础，即拥有现代化的研究型实验室。许多曾招收不少妇女和黑人学生的学校由于不能满足这些要求而被迫关闭。于是，“正规医生”成功地取得了他们今天这种上层职业的地位，用科学的神秘使自己完全“合法化”了。

 

今天的医学院是“科学”战胜早期整体世界观的活的纪念碑。现在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学了许多化学和物理课程，但却没有一门关于草药疗法的课程。医学院的毕业生最多是学过一门营养学的课程，而带着对“科学”（及西药）“治疗”效力的坚定信念走入医学界的。

 

医学行业之所以能战胜整体观的传统而获得地位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成功是让公众相信自己的新药是传染病被消灭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医学行业就是生于以细菌和药物解释疾病及其治疗的理论，而且这个理论至今仍很有市场。有很强的证据表明，主要的传染病中大多数是在那些被大肆吹嘘的免疫方案发现之前下降得最为迅速，且使用免疫药物后并没有引起明显的变化。然而，医学界仍然骄傲地声称这是他们的“战果”。不过，比较细致的研究指出了营养的改善、清洁的饮水和清新的空气等环境因素对传染病的下降有决定性的作用。许多在人类健康方面的改善是19世纪30、40年代的群众卫生运动的产物，而这场运动是由妇女领头发起的。

 

西方医学继续固执地否认环境和生活方式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因素。尽管据估计80%以上的癌症是由于环境因素，医学研究仍在倾泻数十亿美元，以寻找治疗癌症及其它疾病的化学的灵丹妙药。现在世界各地日常使用的化学物品约有7万种，而且每年还有约500至1000种新的化学物品投入使用。我们的食物由于杀虫剂和药品而被毒化，我们的水和空气遭受工业污染。还有研究显示，食肉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产业化农场强行给动物喂食化学品和荷尔蒙，而且还因为肉食含有很高比例的蛋白质、细菌、胆固醇和脂肪。至今，医学行业的研究经费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于研究如何预防疾病。

 

之所以对预防与治疗方法的相对重要性有如此大的扭曲，原因之一就是预防不能带来戏剧性的效果。西医是建立在英雄地征服大自然的观念之上的。相信环境或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是把主角让给自然去扮演了。承认植物、锻炼、饮食和清洁空气比西医各式各样的药物更有疗效，就会动摇西医赖以建立的基础。

 

因此，工业继续用有毒化学品污染我们的环境；医学家继续提炼更有效能的药去“治疗”由于被毒化的环境而产生的疾病；制药业用同样有毒的化学品和药物去轰炸我们的内部与外部环境。

 

与早期的草药疗法不同，西医喜欢开发和推销危险性药物；这是信仰机械论的一个直接产物。西医为了开发一种更有效能的药，不用整个的植物，而是把植物最活跃的成分分离出来。然而，一般来说，分离和“提炼”出来的药比原先的植物毒性更大（“制药”一词源于希腊语的“毒药”一词，实非偶然）。很明显，各种不同植物特性的组合能起到互补的功能以保护身体，如果特定的成分被从整个植物中抽取和提炼出来，便失去了这种对身体的保护作用。分割自然的企图风险是很大的。例如，指顶花的叶子用于治疗心脏病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实践证明是很安全的。“洋地黄”就是从指顶花分离和提炼出来的，现在成了治疗心脏病的标准用药。但问题是，洋地黄不同于指顶花的叶子，它是一种可以致命的药，所以其用药量需要谨慎地加以监控。西药由于试图分离指顶花效能最强的成分，结果是用一种毒性药取代了早期的草药。

 

现代西方医学的战争模式在其对待非人类动物的方式上产生了最可悲的结果。非人类动物成为西医对自然之战的一个主要的受害群体，是西医战争机器的基本饲料。

 

可悲的是，当前医学研究资金大多是花在动物研究上。这种研究探究的不是如何使人类获得健康，而是如何让健康的动物生病。日复一日地，动物被切割、灼烧，被喂以毒药、挨饿，被施以电击、毒气，被人为地冻僵——这一切都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

 

在许多早期社会，人们认为动物保有自然的很多秘密。今天，实验室动物实实在在地被科学的工具所刺透，为的是让现代人理性的头脑能从中发现这些秘密。

 

在所有的父权制社会中，人们都给神献上动物牺牲，祈求得到肥沃、丰产和生命的更新。今天，科学告诉我们，“进步”之神同样要动物的牺牲。人们不说研究者在实验室“杀害”动物，而是用“牺牲”一词，这可真是意味深长。在科学祭坛上的动物牺牲的背后，是一种古老的、悲剧性的信念：如果一些动物被杀掉，人就能继续活下去。

 

虽然动物被当作“牺牲”用来做解剖和实验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只有在机械论的世界观产生之后，动物实验才成了医学有机的一个部分。根据笛卡尔式的世界观，动物仅仅是一架机器，感觉不到痛苦，所以动物实验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很容易就被消解掉了。

 

随着机械世界观时代的来临，情感、关爱、直觉等被完全从实验室中驱逐出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被定为要服从理性的命令，而不是来自心灵的情感。西方医学试图征服的不仅是外部的自然，而也包括内在的人性。对动物的生命医学研究仍在追求这个理想。今天，当医学院学生割开一个实验动物时，他同时也割弃了自己与其它生命形式相联系的感情。他用“理性”心智的力量“征服”了所有爱与怜悯的感情。

 

在过去，教会曾声称动物（和妇女）缺乏灵魂，因而对她（它）们的虐待是可以被认可的；相应地，现在的医学研究者试图以非人类动物缺乏“理性”为理由，把用动物做实验说成是合理的。在这里，“理性”同样被吹捧为一种将人类提升到超越自然界的品质。为什么理性是人最重要的特征呢？这一点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理性的”解释。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用动物做实验的科学家的思维方法，倒真会看到人类理性推理的能力是绝无仅有的。当研究者要为动物实验寻找正当理由时，他们会说动物与人不同；另一方面，他们又推理说因为动物与人相似，从而用动物来进行医学实验从科学上说是有效的。但是，尽管动物与人类生命在许多方面相似，如它们也能感觉欢乐、悲伤、寂寞和恐惧，它们的生理机能却明显地跟人类不同。每一物种都有其独特的构造，其生病的机理和对药物的反应也大为不同。“青霉素能杀死豚鼠，而同样的豚鼠吃大量的士的宁却安然无恙——士的宁是对人类最致命的毒药之一，但对猴子却无效。”鸦片“对狗和鸡”都无害，吗啡对人有镇静和麻醉作用，对猫和鼠却是引起它们发狂似地兴奋。萨立多胺虽通过对几个物种的广泛试验“证明”是安全的，后来却发现上万的孕妇服用这种药后导致了胎儿畸形。

 

实验动物都生活于紧张的、人为制造的条件下。这样，要从对动物的实验推出关于人类真实生活的普遍性结论更得依靠信心了。人并非生活在笼子里或无病菌的环境中，他们的疾病也不是用人为的方式诱发的。有机地产生的癌症或疾病的病变过程与人为地诱发的癌症与疾病大为不同。

 

这种错误推论不仅对医学研究有广泛的影响，对用动物试验各种产品也同样有很大影响。大部分动物实验根本说不上有什么高尚的目标，而只是对包括化学品与药物的消费品作例行的检验。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实验离真实世界的情形更远了。

 

当然，对新药最终的试验是在人服用之后。这里有一种恶性循环：危险性药物通过动物实验“证明”是安全的，于是被投入市场；当人们发现这些药实际上会致病时，科学家为了寻找所谓的治疗法，又把动物作为科学研究的受害者。

 

有关公司坚持用动物做实验，一个主要原因是动物研究能为他们在法律上提供一种方便的辩解。当药品公司想要推销一种药品时，他们会竭力证明人与非人类动物的相似性；反过来，当药品的副作用出现时，他们马上便会说动物研究的结果并不完全适用于人。事实上，制造萨立多胺的厂家被判无罪的理由，便是用动物研究来预测一种药对人会有什么效果不是很可靠。

 

在没有法律限制的地方，制药厂商便露出他们的真面目，显示出他们所优先考虑的到底是什么。许多化学品和药物在美国受到禁止，却在第三世界大肆推销，因为在第三世界制造商更可以无视药物的灾难性后果。

 

动物研究和制药工业继续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利益驱动。草药的一个缺点是不能申请专利；相比之下，制药厂配制的药每年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动物实验同样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为研究所、大学、动物饲养场、养动物用设备的制造商及制药公司提供了巨额利润。

 

自从西方医学偏离了传统的草药，而偏向对毒性药物的开发后，精确的测量和检验就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对草药是无需这么做的。绝大部分草药的效果是温和的，不需要严格的检验。事实上，草药被检验了数千年，从这“检验”中获得的知识通过一个丰富的民间传统代代相传。与草药密切相联的顺势疗法为整体传统的试验提供了一个例子。根据顺势疗法，对疗效最好的试验是医生在自己身上做的试验。

 

西医喜欢能产生急剧的、看得见的效果的药。由于其机械论和烈性疗法的取向，西医试图用技术对人体进行快速的“修理”以恢复表面的健康。甚至像悲痛、焦虑和沮丧这样的感情问题，现在也被认为可以用化学药物快速地加以“治疗”。这和整体疗法的基本原则形成鲜明的对比；整体疗法采用更深、更持续的疗法。在草药治疗中，最好的草药不是产生即时的、急剧的效果，而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渐地增进健康。

 

现代西方医学试图将疾病从未经驯化的自然界隔离出来。研究人员试图在实验室“受控的”环境中复制疾病并创造疗法。但是当医学家在与自然分离的实验室中寻找“奇迹式”的疗法时，自然那治疗的力量依然在我们整个生命历程中显示出来。当我们划伤自己时，血液会自行凝结，随后伤口不用外来的帮助就会痊愈；这就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能给人以新生的生命力遍及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各种不同的整体性或“替代”治疗方法都试图肯定自然的治疗力量，并对之加以利用。在不同的社会中，这种力量有不同的名称。印度称之为“Prana”，中国与日本称之为“气”。我们的医生（physician）一词源于“physis”，其原义既指“自然”，也指这种“生命力”。

 

虽然很多人已失去了与这种治疗能力的联系，但非人类动物仍保留着这种能力。动物是能教我们一些知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知识不是在实验室围墙后面强行从它们身体上获取的知识。许多非人类动物在生病时本能地知道该做什么。例如，“野火鸡在雨季会给其幼鸟强制喂食山胡椒（spice bush）叶，消化不良的狗会咀嚼毛线稷草（witch grass）以引起呕吐；熊特别喜欢吃岩莓（rockberry），还会用厥草根来疗伤；狼被毒蛇咬过后会去寻找荨麻叶泽兰（snakeroot）根嚼吃。”“猫和狗在被蛇或昆虫咬过后，会吃某些种草来催泻，并躺在潮湿的泥地里——这样的泥地有不少自然的‘抗生素’。”野生动物生病时会寻求独处和放松。

 

“动物医学”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位研究者在非洲发现的。在某些日子，他观察到有一群黑猩猩走了很远的路，去寻找一种名叫Aspilia pluriseta的灌木。这些黑猩猩仔细地从这些灌木中挑选特定的种的叶子，把它们一片一片地卷进嘴里，最后把它们咽了下去，脸上露出难受的表情。后来人们发现，Aspilia pluriseta含有反应性极强的红油（即thiarubin A），能够杀死Candida albicans与Staphylococcus albus这两种细菌。人们又发现，附近一个部落的人用同种的叶子来治疗皮肤上的伤，如刀伤或烧伤，还治胃痛。部落的人用的是跟黑猩猩所用的相同的三种Aspilia灌木，而另有一个种黑猩猩不用，人也不用。

 

这个部落的人是不是通过观察野生动物学到他们的医疗知识的呢？这很有可能。实际上，一些评论家认为人类最早使用的草药是基于对野生动物的观察。美国印第安人为此提供了一个佐证，他们仔细地观察熊吃些什么，不仅是要了解它们吃什么食物，还想了解它们用什么东西做药。

 

但动物是如何能区别植物的植株、根部等哪些有益，哪些有害的呢？我们能给出的最好的回答也许就是说它们受到本能的指引，或者说它们生来就知道如何区分。人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本能，虽然说到人时我们更喜欢把这种能力称为“直觉”。这些本能（或直觉）不仅引导动物对植物进行区分，而且极有可能也引导人类获得了其最早的治疗方法。爱德华·巴赫（“巴赫花香髓”就是以他命名的）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现代的例子。巴赫深信可以靠直觉的引导发现正确的植物药。这本能或直觉就是我们跟自然界以及跟使我们保持健康的生命活力的联系。西方医学努力要成为一门科学；与这种父权制观念的医学相反，直觉式的医疗模式更像是一种艺术。

 

不幸的是，这种艺术在现代世界中大部分都已失落了。我们大多数人不仅失去了古代医疗方法的实际知识，也失去了曾引导我们走向健康生活的本能与直觉。我们一般吃的是没有营养价值的食物，里面还含有大量对身体有害的化学品和添加剂。同样，我们往往不去注意那些表明西药很危险的微妙的警示。

 

虽然西医对人体和自然的战争还没有缓和的迹象，但还是出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希望之一是最近十多年动物解放运动的发展。动物研究者把逐渐壮大的动物解放运动的成员比作试图砸碎机器以阻止现代技术时代到来的卢德分子。但实际上，动物解放运动要摧毁的是把动物视作机器的观念。因此，动物解放运动确实是对现代技术时代最严重的挑战，也是对生命机械观最严重的挑战。

 

从整体观治疗运动中，我们能看到这种希望的另外一些迹象。这场运动之所以给人以鼓舞，不仅是因为替代性医疗人员及转向这类医疗人员寻求治疗的人都在不断增多，而且也因为整体性医疗的知识在公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把打坐、草药、瑜伽及其它整体性疗法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医疗保健人员真正的作用并不是机械性地对疾病进行“治疗”，而是作为一位老师，能引导我们顺应自然界的力量。

 

我们的祖先拥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我们把这个传统加以恢复也会是很有益的。这种智慧蕴含了非暴力原则，跟对自然开战的西方医学格格不入。整体性医疗是体现这种智慧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力图使身体、心智、本能和直觉统一起来，让我们跟整个自然界达成一种和谐与生态平衡。整体性医疗是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与动物解放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与这些运动一起，对父权制观念施于自然的暴力发出了一个严重的挑战。它是一种独特的反战抗议，努力要为一切生命带来一个充满和平与非暴力的世界。

 

（作者Marti Kheel为素食者、生态女性主义者、动物解放运动活动家。本文系译自 " From Healing Herbs to Deadly Drugs: Western Medicine's War Against the Natural World"，见Judith Plant ed.， Healing the Wounds， 1989， pp.96-111. ）

校译者：刘耳   当年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 副教授。